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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陳懷宇:國際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以1956年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討論爲中心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文史哲》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1948-1972年,西歐中國學家們組織了每年一度的學術會議,輪流在歐洲各個城市舉行 ,發表論文交流學術信息。這一會議最初由西歐學者主辦 ,後來擴展到蘇聯、東歐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箇中國學全球共同體。1955-1956年中國學者兩次應邀參加,先後有翦伯贊、週一良、夏鼐、張芝聯四位學者參加 。他們不僅在會上發表論文 ,介紹中國澳门皇冠澳门皇冠 ,還組織了新中國考古成就展 ,吸引了廣大中國學家們的注意 。其中最有意義的中外史學交流是1956年巴黎會議上發生的國際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會議的主題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 ,中國學者介紹了基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分期理論 ,適逢歐洲學者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也熱衷於經濟社會史澳门皇冠思路,遂引發了國際大論戰。這次論戰參與者包括當時歐美地區知名中國學家如蒲立本、史華慈、傅吾康、白樂日、齊赫文斯基等 ,甚至連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等也注意到這次大論戰,可謂20世紀學術史上中國史學影響最爲廣泛的一次國際大討論。這樣的大論戰不僅是學術全球化的結果 ,也是冷戰初期歐美知識界深受左翼思潮影響的必然產物 。換言之,這次大論戰的出現受到冷戰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學術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

                                                                   

                                                                  關鍵詞:西歐中國學家會議/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歷史分期/翦伯贊/週一良/布羅代爾

                                                                   

                                                                  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全球從未像今天一樣緊密聯繫在一起 。世界各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交往變得日益廣泛而密切,這種聯繫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20世紀以來,中國長期有數十萬學者和學生在海外講學、遊學、訪學、留學,而外國學生在華學習已成常態  。每到假期,不少外國學者紛紛來華講學、考察、開會 ,參與學術合作 。與此同時,大批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留學海外的中國學者之中 ,相當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陸續取得教學和澳门皇冠職位並在當地立足,爲所在地教學和科研發展扮演重要角色,並長期在世界各地進行穩定和頻繁的學術交流 。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參與世界學術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對於當今世界學術之貢獻 ,早已遠遠超過20世紀。將來的學者如果要書寫這個時代的學術史、思想史和史學史,將面臨海量的文字、圖像、聲音乃至錄像等資料,要想清理出一個清晰圖景,將更爲不易 。而這種中外學術交往的程度在半個世紀以前不可想象。

                                                                   

                                                                  冷戰時期的中外學術交往遠不如現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約是最令人扼腕的一個歷史階段。一方面 ,因爲冷戰意識形態的原因使中國與居於對立陣營的歐美學界幾乎處於隔絕狀態;另一方面,隨着1960年中蘇交惡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蘇科技和學術交往。在中國內部 ,儘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現  ,但總體而言,學術發展較爲緩慢 。回顧歷史,實際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學術交流相對活躍 ,其中尤以1956年最爲活躍。根據當時《人民日報》報道:在這一年中 ,中國有七十六位科學家分別出席了在荷蘭、巴西、西班牙、比利時、法國等十三個國家舉行的十六個國際科學會議。除了在巴黎舉行的青年漢學家會議以外 ,其他十五個國際學術會議中國都是第一次參加。此外,中國科學家還出席了一國舉行的三十多個科學會議。去年,中國科學家只參加了四個國際性學術會議和一國舉行的二十一個科學會議。”①在1950年代 ,只有美國學者因爲受朝鮮戰爭影響訪華較爲困難,歐洲學者則常常來訪,中國學者也偶爾去西歐參加學術會議或以文化代表團名義出國交流。有一些學術交往隨着近年各種資料的陸續披露  ,圖景越來越清晰,比如中國學者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The Conferences of Junior Sinologues),便是一例 。

                                                                   

                                                                  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自1948年至1972年幾乎每年輪流在歐洲各地召開,僅有兩年中斷:一是1960年莫斯科會議因爲參加人數過少而取消 ;二是1968年布拉格會議因爲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導致當地政治形勢惡化而取消。雖然中國大陸學者僅參加了1954年萊頓第8次會議和1955年巴黎第9次會議 ,但在當時均引起國際學界很大轟動 。中國學者雖然缺席後來的幾次會議,但兩次參與西歐會議,讓大陸史學界內部當時熱議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在歐美學者中間引發了濃厚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 。這種興趣既受當時歐美中國學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啓發,也與冷戰初期國際政治形勢、冷戰初期歐美學者的思想左傾密切相關 。當時以政治立場而言 ,西歐學者和蘇聯、東歐、中國學者分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而在兩大陣營內部 ,各個國家、地區的學者內部卻存在思想立場、政治立場上的差異。當時西歐學者普遍思想上左傾,一些學者對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頗有好感  ,而在中國港臺地區,卻有一些學者對西歐學者的思想左傾抱敵視態度,這樣在各國學者之間就形成了非常複雜的政治和思想羣體。這些複雜的政治、思想、學術衝突,在這些會議上表現甚爲突出,值得放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進行仔細分析 。

                                                                   

                                                                  有關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往事,不僅當時會議組織方留下了若干檔案文獻 ,如當時的會議手冊等 ,也有不少學者的報道 ,如翦伯贊、張芝聯、週一良會後在國內多家頂尖報刊上發表的報道,意大利學者郎喬蒂(Lionello Lanciotti)在羅馬學術期刊《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的報道  ,美國學者馬若德(Roderick L.MacFarquhar)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評論,法國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發表有關中國澳门皇冠的文章時也提到了這些會議③ ,臺灣學者方豪在會後也發表了會議觀感,從中可以看出會議背後的政治、文化交流與衝突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當年參與會議的學者陸續出版了回憶錄或回憶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這些會議,比如美國學者費正清、牟復禮(Frederick Mote) ,德國學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中國學者週一良、張芝聯等等 ;而近年出版的夏鼐日記也提供了有關他參與會議的詳細記錄。除此之外,當年的旁觀者和參與者還留下了一些往來書信,比如楊聯陞與胡適的通信、李濟與張光直的通信等等,都保存了有關這些會議的一些議論。這些文獻給我們理解和認識當時中國學者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史料 ,它們各有側重,常常可以互相補充其他材料忽視的一些細節。無論如何 ,新史料常常會促進當代讀者對歷史的新知,並引發讀者對歷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認識。

                                                                   

                                                                  各國學者組織和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對於國際學術共同體(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入江昭指出 ,國際學術界在近二三十年來已經意識到必須重視跨國議題澳门皇冠,這些重要跨國議題包括環境保護、疾病控制與防治、人權議題、文化交流等等。這些議題不僅涉及到多國政府組織和機構 ,也涉及到非政府組織和機構。入江昭本人在20世紀90年代即開始關注國際教育交流以及相關項目 ,他認爲存在一個所謂的文化國際主義(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社區(global 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在我看來 ,國際會議實際上也同樣在全球社區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國際中國學會議即有將全球中國學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箇中國學全球社區(a 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重要作用 。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一開始只是青年學者之間較爲鬆散的聯誼活動,後來形成了有計劃、有目的、有制度的國際大會,輪流在西歐和東歐各大城市舉行,並吸引了來自美洲、亞洲、大洋洲等地學者參與 ,對於構建冷戰時期的國際中國學界起到了積極作用 。

                                                                   

                                                                  中國大陸學者參加了兩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受當時條件限制 ,與會者僅限於翦伯贊、週一良、夏鼐、張芝聯等歷史學者,但西歐青年中國學會議參與者發表的論文並不限於中國史學 ,也涉及語言、文學、政治、經濟等中國學的方方面面 。今天我們書寫二戰後的國際史學史 ,不能忽視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中國學者雖然都是歷史學者 ,他們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表現以及影響,並不僅僅是史學史論題,同時也是思想史、學術史議題 ,甚至可以說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鬥爭的政治史。二戰後涉及中國學術的世界學術史至少可以有兩種寫法:一是以地區爲單元,以中國爲中心的寫法,這種寫法會寫成中國當代對外學術交流史;二是以政治爲基準 ,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政治和意識形態對立爲中心的寫法 ,這種寫法會將中國學術納入共產主義陣營。這兩種寫法,都會忽視廣大第三世界各國的學術,比如拉美、非洲、南亞、東南亞和西亞地區 ,實際上當時郭沫若、鄭振鐸、夏鼐、季羨林、週一良等學者多次出訪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學術交流,這些交流也是當代世界學術史的重要篇章。

                                                                   

                                                                  如果考慮第三種寫法,則應該書寫學術史的全球史,將中國學術發展、中國與其他各國學術的交流納入整個世界學術共同體形成與演變過程之中 ,書寫更爲全面的學術史、史學史,但這樣一種寫法的目標難以在一篇文章中實現 。以中國爲中心的第一種寫法,常以中國學者爲重點,以中國史學爲重點,在內容側重方面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寫成中外關係史或者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第二種寫法,集中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或美蘇兩大陣營 ,則容易寫成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鬥爭的歷史,寫成馬列史學和資本主義史學(資本主義和西馬史學)對立的歷史 。我們不可否認,在冷戰時期,學術界存在東、西德之間的鬥爭 ,美、蘇之間的鬥爭  ,蘇聯建國後也發展出對沙俄侵略與吞併中亞進行合法化和合理化解釋的理論 ,目的在於消除中亞各個民族的自我認同 ,構建蘇聯國家認同⑦ 。而五六十年代亞非拉地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反霸鬥爭  ,也獲得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中國在五十年代奉行一邊倒政策 ,對這些鬥爭予以支持。這種國際政治局勢對促進中國澳门皇冠第三世界國家歷史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亞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澳门皇冠在中國陸續興起,一些學者也適應時代需要改行做世界歷史澳门皇冠。週一良在1955年萊頓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上發言時即主要介紹了中國的亞洲史澳门皇冠,這種歷史澳门皇冠特別注重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鬥爭的歷史⑧,這一澳门皇冠趨向與歐美對其他各國進行澳门皇冠的國際區域史取向迥異。當時《歷史澳门皇冠》也注重介紹社會主義陣營東歐各國以及朝鮮、越南的歷史學 。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現在的歷史學刊物很少會留出篇幅介紹越南、朝鮮的歷史學。當時的史學確實很大程度上要爲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服務 。

                                                                   

                                                                  在開始正式討論之前,這裏先澄清一些相關的名詞和概念。本文所謂歐洲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在中國大陸學界最初由週一良在《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2期予以介紹,稱之爲青年漢學家年會 。當時他陪同翦伯贊參加了1955年萊頓第8次會議,回國後作了簡短的報道。他所謂青年漢學家年會也並非是會議本身自己的用法,會議的英文名稱是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因每年一次  ,故周先生稱之爲年會。周先生在報道中對會議起源作了一點簡單介紹:一九四八年夏 ,西歐若干國家一些比較年青的漢學’家門在荷蘭萊登聚會 ,交換澳门皇冠工作和圖書資料的情況,創始了青年‘漢學’家年會 ,以後每年輪流在倫敦、巴黎、羅馬等地召開 。”⑨第一次會議並非在1948年夏舉行 ,而是在194816日至12日 。

                                                                   

                                                                  1956年第12期《歷史澳门皇冠》則刊出了翦伯贊報道1956年巴黎會議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稱之爲青年漢學家會議”⑩,無疑是相當準確的,因爲會議名稱從未帶有歐洲字樣 。1960年第4期《歷史澳门皇冠》報道了第12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也稱之爲中國問題會議”(11)。這些會議所討論主題不限於傳統漢學 ,不少論文是討論現當代中國問題,所以說中國學家更爲切題 。而且Sinology本身譯成漢學也成問題,因爲所謂漢學主要處理漢文文獻 ,而實際上Sinology很大程度上是傳統東方學的一部分 ,很多學者常常結合漢文和非漢文文獻(比如敦煌和西域出土的胡語文獻)討論中國歷史、語言、考古問題,不如迴歸到中國學爲佳 。本文爲了方便理解會議輪番舉辦於歐洲各個城市起見 ,稱之爲歐洲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雖然會議主要面向青年中國學家 ,但每次會議均吸引相當數量的資深學者,這些資深學者與中國學者之間並非初次見面,所以會議本身不僅帶有以文會友、幫助各國青年學者擴大學術交往的性質 ,也有幫助各國資深學者重新建立學術聯繫的作用 。

                                                                   

                                                                  本文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學者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始末。這裏所說的中國學者,不僅包括中國大陸學者 ,也包括港臺學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學者。所謂海外中國學,從來不是單純由海外學者創造的,它一直是國際中國學界的集體產物 。無論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 ,還是中國大陸、港臺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海外中國學的創造和發展  。中國大陸、港臺學者對海外中國學提出的挑戰,實際上反過來促進了海外中國學的反思和發展 。本文將重點討論大陸學者在會議上提出何種論題,有何表現 ,又在何種程度上引起歐美學者的興趣 ,有何影響。並對這些論題出現的國際思想、文化、學術乃至政治背景進行梳理 。其次要討論的問題是 ,歐美中國學家如何理解並認識當時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學者參加會議持何種態度。歐美中國學家雖然所持的政治立場不同,對海外中國學者、大陸港臺學者與會的態度也有所不同,這種態度背後的政治和學術因素都值得仔細討論。再次 ,港臺學者和大陸學者與歐美學者如何理解和適應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不斷擴大 ,其中又是如何形成各種誤會和鬥爭 ,冷戰時期各地區學者又如何因爲政治立場不同引起爭執。

                                                                   

                                                                  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歷史,儘管很早就引起學者的注意 ,但在學界並沒有出現全面系統的澳门皇冠。早在1958年 ,方豪即提出,一個會議如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便值得寫一篇小史 。他在1958年參加第11屆會議時向會議早期發起人荷蘭學者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提出修史建議,以免史料散佚。他在會上也問了不少學者關於這個會議的歷史 ,注意到幾乎無人每屆都參與 ,大家所知都一鱗半爪。龍彼得卻認爲會議要等舉辦三十年時再寫歷史,而他自己已注意蒐集史料 ,已積兩尺高。這個會議從1948年辦到1972年,終究沒有達到龍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當然也無意寫成一篇該會小史 。方先生簡單介紹了這個會議與中國的關係,指出Sinology是指有關中國的澳门皇冠  ,也是西方學者對東方國家澳门皇冠即東方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爲不少東方地區曾是西方的殖民地 ,西方學者對這些地區的澳门皇冠有其方便  ,亦有其優越感 。他指出:

                                                                   

                                                                  以漢學來說,在我們的立場上,不應該成爲漢學,而是國學 。我們對於澳门皇冠自己本身的事,無論語言文字,當然較外人爲便利;但學術爲天下公器 ,我們不能閉關自守,亦不必閉關自守,只要其目的不是爲文化侵略,我們都歡迎 ;只要其澳门皇冠成果實有可取,我們亦衷心接受。國際上的學術交流,亦和國際間貿易相同,必須知道國際行情  ,愈詳愈好 ,愈新愈好。所以對於這一會議 ,我國絕不能置之不理 。(12)

                                                                   

                                                                  當然他這裏所謂我國指的是當時退守臺灣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國人蔘加歷次會議的歷史 ,但卻不僅僅限於當時臺灣學者 。他提到的中國學者包括臺灣學者、大陸學者、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等等 ,不過以和臺灣關係較近的學者爲主。他提及1949年以後因國民黨政府剛退守臺灣,沒有財力參與這一會議  。但因爲一部分漢學家的太太是中國人 ,加上一些中國學者旅居歐洲,他們很早就參加了這一會議 ,只不過臺灣所知不多 。方先生說得不錯,實際上1950年在倫敦亞非學院召開第3次會議時,已有多位當時在英國的中國學者如傅樂煥、劉殿爵等人蔘加。

                                                                   

                                                                  兩岸學者正式同時參加會議是1955年萊頓會議 ,大陸派出翦伯贊和週一良 ,當時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師陳荊和在巴黎進修,請示了臺大文學院 ,在院長沈剛伯指示下就近參加  。1956年巴黎會議則參與的中國學者甚多 。大陸除了上次與會代表翦伯贊、週一良繼續參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張芝聯。香港大學派出羅香林、饒宗頤兩位 ,其他海外中國學者則有旅居倫敦的鄭德坤、旅居馬來西亞的賀光中等。臺灣派出正式代表團參加了1957年德國馬堡會議 ,成員包括李濟、方豪、張致遠三位 ,大陸代表則缺席這次會議。參加馬堡會議的中國學者還包括港大羅香林、饒宗頤、劉若愚,新亞書院牟潤孫,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國學者也參加了會議 ,如新加坡潘重規、華盛頓楊覺勇、漢堡趙榮琅、劍橋王鈴、倫敦陳志讓等人。還有一些是歐美學者的華人親屬 ,如傅吾康夫人胡雋吟參加了195397-12日在羅馬召開的第7次會議(13) 。

                                                                   

                                                                  方豪所提到的1956年會議中國學者參與情況,也可以在饒宗頤的回憶中得到印證  。饒先生回顧自己與日本和歐洲中國學家的交往時說 ,他第一次去日本是1954年去京都大學見吉川幸次郎,而第一次去歐洲則是1956年去巴黎參加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並在會上見到了週一良、翦伯贊、夏鼐等人(14)  。他後來也參加了馬堡和帕多瓦舉行的中國學家會議。當時雖然大陸和臺灣在政治上、軍事上處於對立狀態,但兩岸三地學者仍有機會藉助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得以在萊頓、巴黎等地碰面,一起參加學術討論,這也算是冷戰時期難得的現象,當然也值得我們今天來回顧和反思 。

                                                                   

                                                                  一、歐洲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之由來與早期發展

                                                                   

                                                                  歐洲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最初動議是在1947年夏季。當時英國的一些青年中國學家到萊頓訪問同行 ,雙方意識到各自均處於獨學而無友狀態,遂討論了舉辦中國學家會議的計劃。194816-12日 ,來自歐洲六所大學的青年中國學家們首次聚集在劍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六所大學包括萊頓、斯德哥爾摩、巴黎、倫敦、劍橋、牛津。雖然會議主要面向青年學者 ,但資深學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這次劍橋會議上,與會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終能出現一個密切合作的歐洲中國學派(School of European Sinology) ,促進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員互訪 ,這些信息包括課程講義和圖書設備等等  。會議也擬定了未來交流計劃  。(15)可見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最初主要由英國和荷蘭青年中國學家發起(16) ,目的是促進歐洲內部中國學學術交流,並形成以大學爲中心的所謂一體化歐洲中國學派 。傅吾康在回憶錄《爲中國着迷》一書中也簡要回顧了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創辦經過:

                                                                   

                                                                  倡議者之一是劍橋的龍彼得  ,我從中國回來途經英國時認識了他  。龍彼得來自弗裏希亞羣島的荷蘭部分 ,與之相應 ,他的個性很強  ,固執己見。他的漢學知識很牢固  ,也希望其他人具有同樣嚴謹細緻的學術精神,言辭常常很尖刻 ,當中粗暴地羞辱他人 。我在這方面不是特別敏感 ,所以從一開始就和他很合得來 。龍彼得是青年漢學家會議的靈魂發動器。起初,參加會議的人僅僅來自五個國家:英國、荷蘭、法國、意大利和聯邦德國 。上一代的漢學開創者沒有參加。會議是非正式的,很自由。全體與會人員儘可能一起住在某個學生宿舍或類似的地方 ,一起吃飯 ,共同生活,時間長達一週。會議大部分時間用於自由討論。這類不算官方組織的歐洲合作,當時還很罕見 。儘管我有教授的地位,但卻感到自己還足夠年輕 ,可以加入這個圈子。(17)

                                                                   

                                                                  這是歐洲中國學家留下的較爲詳盡介紹早期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文字,特別標出了龍彼得在開創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並提示了會議最初作爲青年聯誼會的組織性質。

                                                                   

                                                                  劍橋會議之得以舉辦 ,確實與當時資深學者的支持分不開。當時英國資深中國學家主要包括劍橋夏倫(Gustav Haloun)(18)、倫敦亞非學院西門華德(Walter Simon)、倫敦大英博物館翟林奈(Lionel Giles)、牛津德效騫(Homer H.Dubs)等等 。會議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 ,也有很強的聯誼性質,雖然會期長達六天,但論文發表的時間並不多,這次會議上僅有四篇正式論文 ,分別由四位資深學者發表,包括夏倫的《中國古籍的文獻澳门皇冠之諸方法》、魏禮的《列子與中國文獻斷代》、西門華德的《關於虛詞也”的一點想法》、德效騫的《三至四世紀馬茲達教入華考》 。而青年學者主要是觀摩和參加討論 ,這些青年學者包括後來在歐美學界極爲活躍的何四維(A.F.P.Hulsewé)、蒲立本(Edwin Pulley blank)、芮瑪麗(Mary Wright)、謝和耐(Jacques Gernet)、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龍彼得等 ,當時都是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與會者除了發表論文、參與討論之外,也花了很多時間參觀考察和交流意見,考察了劍橋、牛津、倫敦亞非學院等一些高校的相關中文藏書 ,還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組織的小型敦煌文書展覽 。大家也互相通報了自己正在進行的澳门皇冠項目。

                                                                   

                                                                  第一次青年中國學者會議有幾個特點 。首先,會議雖然叫青年中國學者會議(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會議論文主要發表者仍爲資深學者,他們的論文側重傳統中國歷史、語言澳门皇冠 ,也即是傳統東方學的語文學澳门皇冠 。其次,與會青年學者當時基本上都尚未出道 ,來參加會議主要是觀摩和學習 。再次 ,會議時間較長  ,代表們花較多時間參觀考察圖書館和博物館  ,以及交流學術信息。最後,與會者主要來自西歐六所大學 ,被認爲是代表這些大學來交流中國學信息。

                                                                   

                                                                  這些特點在後來歷次會議上陸續被顛覆了 。194948 14日第二次會議在萊頓舉行,論文發表人變成以青年學者爲主。與會者來自西歐七所大學,除了參加劍橋會議的六所之外,還增加了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代表的西德科隆大學 。會議原本還邀請了法國戴密微、戴何都 ,瑞典高本漢等資深學者,其他如布拉格、牛津、漢堡、哥廷根、柏林一些學者也收到邀請,但都未能與會。雖然發表論文學者不多 ,但這次會議參與者來自七校 ,多達數十人。正如會議組織者克拉默斯(R.P.Kramers)所言 ,上次劍橋會議是爲了籌劃未來,這次會議目的則是爲了展示一些個人和集體合作學術成果。這次會議還嘗試性地邀請了一些古典學、歷史、聖經學等中國學以外的學者作了一系列報告 ,主要討論各自領域內對文獻的處理方法(19)  ,以備青年中國學家們參考。然後是芮瑪麗、龍彼得、何四維、蒲立本等人發表與他們博士論文題目相關的澳门皇冠論文。唯一發表論文的資深學者是萊頓戴聞達 ,他主要介紹了荷蘭的中國學學術史。這次會議的明顯變化是參與大學與學者數量的急劇擴大。

                                                                   

                                                                  19506月第三次會議由倫敦亞非學院蒲立本組織,參與學校和人數又有增加,共有六十餘人蔘加,來自西歐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學。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繼續參加之外,又增加了漢堡福克司(Walter Fuchs)、美因茨溫特菲爾德(Viktoria von Winterfeldt-Contag)夫婦。劍橋青年唐史學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首次參加。法國則來了吳德明(Yves Hervouet)、蘇遠鳴(Michel Soymié)等人 。白樂日(Etienne Balazs)接受了與會邀請,但未出席 ,只提交了論文 。倫敦亞非學院作爲東道主,自然參加的人最多 ,除了組織者蒲立本之外,還有後來成爲知名中國藝術史家的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中國哲學史專家葛瑞漢(A.C.Graham)、中國近現代史學者秦瑞(J.Chinnery)。當時在該校留學的一些中國學者,如傅樂煥、黃錫凌、劉殿爵也參加了這次會議(20) 。傅樂煥剛剛拿到博士學位,會議結束後回到中國大陸(21)。黃錫凌1949年才進入倫敦大學 ,1950年接受了中國香港大學講師一職 ,也在會議結束後去了香港 。劉殿爵當時剛被任命爲遠東部中國哲學講師(22) ,後來還參加過幾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並在1956年巴黎會議上見到了中國大陸代表夏鼐等人(23)。

                                                                   

                                                                  1951年第四次會議在巴黎索邦大學舉行 。傅吾康夫婦參加了會議 ,住在學生宿舍區。傅吾康晚年回憶錄留下了關於這次會議的一些美好回憶。當時傅吾康的一些法國學界朋友比如於儒伯、康德謨夫婦和李嘉樂還在北京 。他們夫婦見到了白樂日,並與戴密微共進晚餐 。他們遇到了一些熟人如賓格爾、林聖觀、龍彼得、傅海波等人 。這次會議是法國中國學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機會。

                                                                   

                                                                  第五次會議於195298日至14日在瓦恩舉行,組織者是科隆無薪講師傅海波 。這次會議上,在哥廷根教中文的博士生劉茂才介紹了他對東突厥史的澳门皇冠 ,這是他當時正在寫作的博士論文計劃。劍橋博士生杜希德介紹了自己的唐代經濟史澳门皇冠 ,吳其昱介紹了自己正在澳门皇冠漢文文法(24)。這次會議與會者來源地區十分廣泛。會議邀請了西歐地區以外的多位學者 ,包括澳大利亞堪培拉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澳门皇冠《後漢書》)(25)、麥基洛(B.McKillop ,澳门皇冠陸九淵)、加拿大多倫多杜百勝(W.A.C.H.Dobson ,澳门皇冠漢代和中文文法)、印尼雅加達曾祖森(Tjan Tjoe Som,澳门皇冠《漢書·五行志》)、日本東京山本達郎(澳门皇冠1718世紀的近代中國史)等等(26)。

                                                                   

                                                                  195397-12日,第六次會議在羅馬中遠東澳门皇冠院舉行 。傅吾康說 ,他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見到何四維 。第六次會議組委會包括伯戴克(Luciano Petech)、布薩利(Mario Bussagli)、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郎喬蒂等四人。當時有來自十二國的代表參加,包括有來自土耳其、瑞士、奧地利的代表。與會西歐中國學代表之中  ,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維之外  ,還有福克司、謝和耐、白樂日、葉理夫、杜希德、鮑吾剛等學者。這次會議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學家出席,如日本鈴木大拙(27)、法國巴羅(André Bareau)等等,以及當時在巴黎利用敦煌漢文和回鶻文文獻寫作博士論文的哈密屯(James Hamilton),這也許是因爲當時中遠東澳门皇冠院院長是佛學家、藏學家圖齊的緣故。在這次會議上  ,傅吾康夫人胡雋詠提交了中文論文《中國京劇的幾個特點及其表演技巧示例》(28)。當時在牛津任教的中國學者吳世昌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

                                                                   

                                                                  1954828日至92日在英國杜倫大學哈特菲爾德學院舉行了第七次會議 ,首次邀請了美國、蘇聯兩國代表參加 ,分別是美國的海陶瑋(James R.Hightower)、蘇聯的郭瓦烈夫(E.Kovalev)和齊赫文斯基(S.Tikhvinsky)(29) 。齊赫文斯基後來回憶說,蘇聯成立後一直沒有太多國際學術交流 ,直到五十年代初蘇聯政府才決定恢復蘇聯東方學家與國外同行的交流 ,於是派人蔘加了在劍橋舉行的第23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 。此事引起英國媒體的報道 ,1954830日出版的《泰晤士報》指出 ,蘇聯派代表參加這次東方學家大會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隨後蘇聯代表也參加了劍橋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據齊赫文斯基回憶,“英國有一個基本上由年輕人組成的青年漢學家組織 ,他們欲與阿列克謝耶夫比高低,對他所奠定的古典學派發難。就是這個青年漢學家組織後來轉變成歐洲漢學家協會 ,併成功地開展着自己的工作”(30)。齊赫文斯基說青年漢學家組織是爲了和俄國學者阿列克謝耶夫爭高低,未免誇大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地位 ,這也算是蘇聯學術民族主義心態的一種表現 。他的晚年回憶似有誤 ,當時並沒有什麼組織,而是當時英國和荷蘭青年學者的聯誼會。這次會議上美蘇學者參與人數較少 ,也沒有很強的政治背景,所以當時還沒有爆發特別明顯的意識形態衝突 。這次會議上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蘇聯、美國和英國15所大學的代表通過一項決議  ,支持龍彼得組織編纂歐洲圖書館所藏漢文叢書聯合目錄 ,這可能是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合作項目 。法國青年學者、法共黨員謝諾則在會上討論了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問題 ,並介紹了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澳门皇冠資料整理工作 。龍彼得認爲澳门皇冠中國必須多角度,並對中國學方法進行了反思。白樂日則從經濟社會史角度提出了他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 ,並介紹了宋史澳门皇冠計劃 ,提議組織國際合作項目,編輯宋史澳门皇冠手冊 。這次會議上杜希德已被任命爲倫敦亞非學院遠東史講師。此前,日本學者榎一雄在該校擔任訪問教授一年 ,而隨着榎一雄離去,伯克利列文森將來倫敦擔任訪問教授。這一年倫敦亞非學院也出版了田汝康在該院完成的博士論文《砂拉越華人社區的社會結構》(31)。

                                                                   

                                                                  第八次會議在萊頓舉行,首次邀請了中國大陸代表 ,中國政府派出了翦伯贊和週一良兩位(32) 。這次會議非常重要,除了中國大陸代表之外,一些美國知名學者如費正清、拉鐵摩爾等人也克服了麥卡錫主義引起的麻煩參加了這次會議 ,中外學者在這次會議上進行了冷戰後的首次接觸 ,既有鬥爭  ,也有友誼。傅吾康認爲 ,當時正值中國謹慎的對外開放時期 ,但這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白樂日給傅吾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白樂日受過全面的辯論訓練,口才極好,而且無論法文、德文、英文都沒問題 。白樂日清晰的闡釋和銳利的評論是建立在淵博的知識、深刻的洞察和辯證的方法論基礎上的,總是令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白樂日與當時北京來的代表進行了非常尖銳的辯論,這場辯論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記憶裏 ,也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他們似乎並未對那些批評性的評論耿耿於懷 。”(33)傅吾康的判斷是相當準確的。事實上,在1956年巴黎會議上,白樂日作爲主要組織者 ,對中國代表團相當熱情,並提供了許多具體幫助。傅吾康稱第九次巴黎會議在佛維舉行,北京四位代表都是知名學者而非機關的行政幹部 。儘管傅吾康對這四位與會者的判斷是對的 ,但在會議中北京代表卻因爲意識形態分歧與政治立場迥異  ,和其他與會者之間發生激烈爭論。

                                                                   

                                                                  傅吾康也介紹了第十次馬堡會議。這次會議有來自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內15個國家(地區)一百多人蔘加,許多人來自美國和東亞 ,如香港饒宗頤、羅香林,臺灣方豪  ,傅吾康的老朋友張貴永以及哥大富路特 ,但沒有中國大陸學者參加 。困難在於——不僅僅是這次會議的困難——中國學者出國必須通過政治部門的審批 ,這些部門通常只以中國官方代表團的名義參加某個國際會議,而我們只是以個人身份參加。有時候中國方面嘗試以沒有來自臺灣的漢學家作爲出席會議的必要條件 ,但我們對此持反對的立場 。我們不能因爲國籍和居住地而拒絕任何一位漢學家。臺灣當局也偶爾試圖阻止來自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到會。”傅吾康接着指出 ,1958年第十一次意大利帕多瓦、威尼斯會議、1959年第十二次劍橋會議,中國都未參加  。中國代表團因爲簽證過遲的原因沒有參加劍橋會議(34)。關於第十二次會議 ,傅吾康說:在蘇聯同行的邀請下  ,下次會議將緊接着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之後在莫斯科舉行,時間是19608月 。但是 ,這次會議因爲中蘇關係緊張而被臨時取消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學術服從政治的需要,這一點嚴格地主導着當地的學術界 。”(35)1961年第十三次會議由傅吾康組織在漢堡附近的裏森之家舉行 。蘇聯、捷克、東德臨時拒絕參加 ,中國沒有迴應他的邀請 ,匈牙利來了兩名代表 ,波蘭來了一位,美國則是費維愷,時在倫敦的馬來亞大學王賡武也參加了會議 。

                                                                   

                                                                  簡單而言 ,隨着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規模的擴大 ,組織會議的城市從西歐擴展到東歐和蘇聯 ,與會學者也來自世界各地,這使得會議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國學大會(36) ,而參與會議的學者能在會上會下交換各種意見  ,似乎一個全球中國學學術共同體也在形成和發展之中。無論是歐美學者,還是中國學者 ,當時都很期待參與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遺憾的是,由於政治原因 ,中國大陸學者僅有兩次機會通過在國際上發表論文、參與討論、交換意見 ,參與這一全球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二、歐美中國學界熱盼與中國大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着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參與者來源地區擴大到亞洲,邀請中國大陸、港臺、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地區學者也是相當自然的。那麼當時歐美學者對邀請中國大陸學者是一種什麼樣的想法呢?當時留下來的材料和後來學者的回顧都提供了不少線索。雖然隨着冷戰開始 ,以美蘇爲首的兩大陣營在政治上對立,但鐵幕並未完全阻止兩大陣營之間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當時歐美中國學界極其期盼與中國大陸學者交流 。不論是當時思想上左傾對蘇聯、東歐、中國社會主義陣營抱有好感的歐美學者 ,還是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學者,都非常願意與中國大陸學者交流 。這種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歐美學者期待了解中國學術的進展,一方面是希望瞭解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資料和信息 ,以作爲他們澳门皇冠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資料 。總而言之,無論是第一手文獻還是第二手澳门皇冠,歐美中國學界都對中國學界充滿期待  。

                                                                   

                                                                  隨着冷戰序幕拉開,歐美知識界也出現急劇分化。總體而言,思想界、知識界以左翼知識分子爲主導。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政權在東歐、亞洲廣大地區的急速成長,亞非拉各國紛紛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束縛,引起當時歐美知識界的廣泛歡呼 。歐美學界的親蘇、親共傾向不僅體現在思想上、學術上,在人事上也對當時世界局勢有很大影響 ,比如當時總部設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受到法國左翼知識界的影響,在蔣介石政權敗退到臺灣之後很快就驅逐了該組織內部的民國政府代表,一些職員如張歆海、程其保等人紛紛出走美國(37) 。儘管當時歐美知識界有少數人如海耶克、波普爾、雷蒙阿隆對親蘇、親共傾向持批判態度,但總體上歐美知識界仍然極爲左傾  ,這股知識界、思想界的左傾 ,到60年代隨着第三世界開展反帝、反殖、反霸鬥爭的發展而達到高潮(38) 。

                                                                   

                                                                  當然 ,這股激進左翼思潮運動在美國也引起了右翼政治勢力注意 ,對共產主義入侵西歐和美國的恐懼一度籠罩着華盛頓政府,國會和政府都介入了爭論  ,最後演變成政治運動與文化戰爭,公權力也介入了媒體傳播領域。美國國務院在40年代的對華政策上深受左傾思想的影響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聯邦政府開始檢討所謂失去中國的責任,也開始對這些左翼學者在政界的影響進行批判和反思 ,國會內部爭論不斷 ,加上蘇聯在歐洲和其他地區咄咄逼人的架勢  ,使得麥卡錫主義應運而生(39) 。美國中情局介入了對左翼學者的調查和迫害 ,並開展了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的祕密行動(40)。當時一些活躍在政界和學界的中國學家陸續被政府調查,如費正清、拉鐵摩爾等人,甚至護照被吊銷,被禁止出國訪問  。這種狀況直到50年代中期纔有所緩解 。1955年拉鐵摩爾剛剛獲准得到護照,得以出國參加學術會議 ,他也正是在這一年9月萊頓會議上邂逅了翦伯贊和週一良。而有趣的是,這些學者在美國被認爲是同情中國大陸政權的左翼學者,在中國大陸學界卻正遭到猛烈的批判  。費正清、拉鐵摩爾都被中國學界認爲是資產階級學者、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週一良去萊頓之前 ,在1954年的《歷史澳门皇冠》上發表了《西洋漢學與胡適》一文,順帶批判了費正清。據夏鼐在日記中說,1956年參加巴黎會議時 ,831日晚上中國會議代表團在翦老領導下商議開會方針 ,因爲週一良曾寫一文罵過西洋漢學家 ,翦老去年曾與白樂日爭辯過 。我們這次抱求同存異方針 ,爭取朋友 。希望我與張同志取溫和態度,但原則上仍要堅持不懈”(41)。翦老在萊頓時對美國學者其實比較剋制和友好,這一點可從牟復禮回憶中得到印證 。

                                                                   

                                                                  當時歐美中國學者大致可按照政治與學術之關係分爲兩類,一類是費正清這類學者,二戰期間或者戰後參與過美國在華政治活動,曾服務美國聯邦政府,擔任政府或軍隊祕密職務 ,有政府僱員經歷和背景  ,也受過很好的學術訓練,在學術上有一定表現;還有一類是比較偏重學術的專家學者 ,特別是年輕一代學者 ,二戰期間爲盟軍進行破譯密碼等技術性、事務性工作,但與政治比較疏離 ,如牟復禮、蒲立本(42)  。而從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來說,當時歐美中國學者也可分爲兩類,一類是親蘇親華左翼學者,一類是政治立場非左翼中立學者  。前者有些是共產黨員 ,如英共秦瑞、法共謝諾,也有非共產黨員身份親共學者,如意大利圖齊 。非親共政治中立學者如白樂日、牟復禮等人。但他們對中國大陸學者參加會議一起交流學術都非常期待 。

                                                                   

                                                                  1955年翦伯贊、週一良參加萊頓會議時,與秦瑞、謝諾開始認識,得到秦瑞和謝諾的幫助 ,雙方結下了友誼。1956年巴黎會議時,謝諾作爲東道主,不僅親自去機場迎接中國大陸代表團一行四人,更在會議期間對大陸代表團照顧有加,導覽巴黎風景 。謝諾同時表示出大陸代表團來法可以合作從事政治宣傳的願望 。據夏鼐講,1956917日 ,謝諾總結這次會議 ,認爲頗爲成功,要給組織上打報告 。據牟復禮回憶 ,1955年他在萊頓很期待和中國學者見面 。他是週一良太太早年在哈佛陸軍特訓班的中文學生,1940年代就認識週一良夫婦  。當時他博士剛畢業,來到萊頓 ,原本打算投奔戴聞達 ,因戴聞達去世 ,遂應何四維邀請到萊頓訪學 ,並參加中國學會議。牟復禮會議全程也都陪着翦老爲其翻譯。他在回憶錄裏並提及秦瑞、謝諾很想結識翦老 。毫無疑問 ,這些人都很期待與中國學者見面  。據週一良的會議記錄 ,白樂日也很希望中國學者來西歐開會交流 ,在萊頓會議上就支持中國學者參加第九次大會 。翦老在《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中則提及,在週一良與羅香林的翻譯賀光中發生衝突時,白樂日代表會議主席團發言  ,請中國代表週一良先生繼續發言 ,“希望中國的朋友儘量發言”(43) 。

                                                                   

                                                                  當時美國學者很期待與中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交流 ,或者說交鋒。很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 ,到歐美地區參加學術會議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不過去蘇聯則相對容易得多  ,只是1960年以後隨着中蘇關係惡化,學術交流也難以爲繼。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中國季刊》1960年第4期撰文介紹莫斯科舉行的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44) ,特別提到當時大家非常期待中國派出代表團來參加本次大會 ,結果中國代表團完全缺席,讓人極度失望。每天開完會 ,與會歐美代表回到所住的烏克蘭旅館房間裏都會討論中國代表團缺席問題 。馬若德說 ,蘇聯一家期刊曾對1957年中國代表團缺席慕尼黑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表示遺憾(45),而19597月蘇聯《當代東方》說人數龐大的中國代表團將參加1960年莫斯科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所以當時大家都很期待  。1959年北京出版的《歷史澳门皇冠》第9期也刊出了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的供稿《關於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報道了這次大會將在列寧格勒舉行 ,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成立了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卡弗羅夫,院士奧爾別裏、司徒魯威、茹科夫、維諾格拉多夫、馬伊斯基、康拉德等人。大會籌委會還成立幾個專題委員會 ,如關於古代東方問題委員會、關於東方各族人民的文獻和手稿出版問題委員會以及關於東方語言學問題委員會。大會還準備出版多達450種以上的科學出版物 ,將列寧格勒所收藏豐富的東方手稿挑出一部分文獻資料予以出版並組織專門展覽 ,以反映蘇聯境外東方各族人民古代獨特文化,以及中亞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國的科學、文化成就 。蘇聯爲了籌辦這次國際大會,確實下了很大本錢 ,其目的則是爲了宣傳蘇聯意識形態優越性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46)。在這之前 ,1959年在劍橋大學唐寧學院舉行的第十二次會議上,與會代表就“要求必須吸收更加廣大的學者參加中國學會議 ,特別是那些澳门皇冠當代中國的學者” 。而會議最後也在匈牙利學者普實克、法國學者謝諾等人提議下 ,對中國學者因外來原因未能參加會議表示惋惜 。

                                                                   

                                                                  馬若德表示並不知道是何種原因讓中國代表團缺席 ,但他認爲最終決定出現在196079日。因爲這時出版的蘇聯《當代東方》7月號發表了蘇聯亞洲人民澳门皇冠院中國澳门皇冠所齊赫文斯基一篇關於中國學的文章(47) ,而這篇文章的第一頁被撕掉了,並被細心地用一張新頁取代 。這個變化被歐美學者理解爲蘇聯試圖遮掩有關中國代表團參會的信息 ,而這種遮掩是近期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導致的結果 。因爲到7月底 ,儘管看起來社會主義陣營在布加勒斯特達成一些妥協,但蘇聯新聞開始不點名地攻擊中國看待戰爭與和平的教條主義觀點和立場。馬若德說 ,根據北京的南斯拉夫通訊站報道 ,蘇聯技術專家正在撤離中國。這之後中國學者參與歐洲中國學會議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了 ,直到“文革”結束後纔出現轉機。

                                                                   

                                                                  三、中國大陸學者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華人學者,可以簡單分爲三類,一是當時旅居海外的華人學者 ,如劉殿爵、傅樂煥、鄭德坤、胡雋詠、吳其昱、吳世昌、劉茂才、王鈴等人,二是港、臺、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學者 ,三是中國大陸地區學者。正如前文簡短提示的 ,旅居歐洲的一些華人學者很早即就近參加了一些會議,大陸學者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學者則參加較晚。這些學者之間,以大陸學者和旅歐學者之間交換意見較多 ,大陸學者與港臺學者之間則有一些衝突 。

                                                                   

                                                                  中國大陸學者兩次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都只派出了歷史學者,但實際上當時新中國歷史學發展只是剛剛開始。儘管1950年即設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歷史所卻遲至1954年才成立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則更遲至195561日才成立 。當時歷史學界在翦伯贊、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學者領導下,花很大力氣從事澳门皇冠料整理和編纂工作 ,主要成果爲《中國澳门皇冠資料叢刊》。50年代初至反右之前這段時間 ,中外學術交流相當頻繁。僅1955年夏鼐在短時間內即接見了瑞典考古代表團 ,法國、挪威、比利時、新西蘭文化代表團,以及澳大利亞外賓。1956418日 ,中國文化代表團也訪問了意大利中遠東澳门皇冠院 ,其成員有中科院的侯德榜、茅以升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北方和西方部副總幹事等人 。當時代表團會見了院長圖齊 ,圖齊是意大利知名左翼學者  ,對新中國相當友好,當即贈送一本他自己的著作《西藏圖繪寫卷》以及其他學院出版物給中科院院長郭沫若(48) 。

                                                                   

                                                                  中國學者兩次參與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均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託翦伯贊負責組織人員參加,並在會議期間領導代表團工作。程序上是由歐洲會議組織者發邀請信給中國科學院 ,邀請中國史學工作者參加 。所以 ,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名義上是邀請學者個人,但實際上和中國學者聯繫是通過中國科學院。所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派出與會代表 ,第一次參加1955年萊頓會議是翦伯贊和週一良 ,第二次參加1956年巴黎會議是翦伯贊團長帶領團員週一良、夏鼐、張芝聯三人,翦、周兩人是萊頓會議參加者。因爲萊頓會議歐美學者表示對中國考古新資料非常有興趣,所以翦老次年帶上了考古所副所長夏鼐並組織了考古成果展覽(49)  。張芝聯則因爲通曉法語 ,可以爲代表團在巴黎的活動提供翻譯幫助。據他自己講,他當時在代表團管理生活財務 ,兼任翻譯(50)。1956年之後  ,雖然也幾乎每年接到邀請,中國代表團卻因爲各種原因未能成行 ,但也儘量發電報給會議組織者表示祝賀。195795-12日第十次馬堡會議召開(51) ,中國代表團收到邀請,但未能與會,就發了賀信給會議組織者  。未能成行的原因可能是因爲國內發生反右運動  ,史學工作者忙於應付政治運動。這次會議同樣收到邀請未能與會但也發信祝賀的國家還有羅馬尼亞以及其他幾個國家。不過 ,這次會議港臺地區一些學者則應邀參加 。後來也形成了常態,即大陸學者被邀請與會卻常常未能與會,而港臺學者一般參會不成問題。

                                                                   

                                                                  195883-9日第十一次會議在意大利帕多瓦舉行 ,中國大陸學者沒有參加 ,也未發信或發電報祝賀 。其實原本打算參加,因故至7月下旬才決定不參加(52)。東德派人蔘加也發電報祝賀 ,羅馬尼亞和新加坡沒有參加 ,但也發電報祝賀。這次會議引發了會議組織者之一意大利學者圖齊和臺灣學者方豪之間的論爭,值得注意。195997-12日第十二次年會在劍橋舉行 ,中國原擬派出以侯外廬爲首的代表團,但因爲簽證延誤,未能與會  。據當時《歷史澳门皇冠》的報道,會議組織者邀請了中國以侯外廬教授爲首的代表團,但是由於簽證過遲,以致未能參加會議 。英國當局的這一粗暴無理的行動引起各位代表的極大不滿,因爲中國代表團的缺席給會議的科學內容帶來了嚴重損失。普列布累克(即蒲立本)教授代表與會者對中國學者之缺席深表憾意;在大會的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並就此事一致通過了一項特別決議”(53)。最後一天 ,對中國比較友好的普實克、謝諾、韓南等人提出動議 ,對中國學者因意外原因未能參加會議表示惋惜 。進入60年代之後,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大陸學者參與歐洲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機會越來越少 。

                                                                   

                                                                  1956年巴黎會議 ,中國代表團一行四人於829日抵達巴黎  ,918日離開巴黎 ,經蘇聯於923日返回中國 。參加完第九次會議之後,翦伯贊、張芝聯、週一良都寫了會議報告發表在《人民日報》、《歷史澳门皇冠》、《北京大學學報》、《文匯報》 ,對會議的方方面面做了詳細報道,留下很多珍貴信息 。翦伯贊不僅在《歷史澳门皇冠》發表《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對會議討論過程做了詳盡介紹 ,還爲《人民日報》撰文《記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倡導中法友誼 。這讓我們看到中國學者當時參加會議一方面是爲了和世界上其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傳播唯物史觀,另一方面也是爲了促進中法兩國之間的友誼 。週一良指出會議主要爲了讓各國漢學家交換澳门皇冠成績和互相學習,並促進文化交流和增進彼此瞭解。張芝聯則主要介紹了參加會議代表發表論文的情況(54) 。

                                                                   

                                                                  翦伯讚的報告稱報名參加者有195人,包括一些臨時參加的代表,也有之前邀請的代表有事未能參加 。與會代表以法國、西德、英國三國人數爲最多,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包括中國四人、蘇聯兩人、捷克兩人、東德五人(55) 。作爲社會主義陣營的學者,翦老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參會者也更爲關注。意大利學者郎喬蒂在報道中則給出了代表們的詳細來源 ,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中國大陸、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東德、西德、英國、夏威夷、荷蘭、香港、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美國、蘇聯。會議榮譽共同主席是法蘭西公學院戴密微和索邦大學高等中國澳门皇冠所戴何都(56) ,會議組委會主席是白樂日,成員則包括白樂日、謝諾、葉理夫(Vadime Elisseeff)(57)、謝和耐、吳德明(Yves Hervouet)、康德謨、於如伯(Robert Ruhlmann)、李嘉樂(Alex Rygaloff)、蘇遠鳴(Michel Soymié)等人。

                                                                   

                                                                  週一良在19561012日的《文匯報》發表了《記巴黎的青年漢學家年會》一文(58) 。週一良指出  ,所謂漢學包括中國歷史、考古、語言、文學、宗教等各方面澳门皇冠 。在巴黎召開的第十次會議有近二百人蔘加,使得會議由最初的西歐組織逐漸帶有更廣泛的國際性質,前年開始有蘇聯和美國的代表參加,去年有我們中國和民主德國的學者參加,今年又來了捷克的漢學家們。除了着重介紹大會集中討論中國歷史分期問題 ,週一良還提及中國代表團參觀了法國澳门皇冠漢學的學術機構並與一些漢學家會晤。這些漢學機構包括巴黎大學漢學澳门皇冠所、國民圖書館寫本部、賽奴奇東方博物館。而會晤的漢學家主要包括戴密微、李嘉樂、白樂日、於儒伯、謝和耐、葉理夫、謝諾等 。他特別提到謝和耐的新著《五世紀到十世紀中國佛教經濟史》材料充實 ,值得注意 。除了漢學家之外,代表團也見到了法國全國博物館管理處處長薩爾、中亞考古學家格爾什曼等。

                                                                   

                                                                  除了上述公開出版的文獻之外,夏鼐在日記裏詳細記錄了他與翦伯贊、週一良、張芝聯等一起參加巴黎會議的全過程(59) 。早在1956323日,夏鼐就在日記裏提到了參加巴黎會議的事  。當日上午文物局送來已經由陳夢家選擇過的出國展覽照片 ,夏鼐再審查一過。當日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來談下半年結合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組織考古學展覽事 。723日夏鼐還在烏魯木齊考古訓練班上課時,即接到中國科學院請中共新疆黨委宣傳部並文物局轉發的加急來電  ,告知有緊急出國任務 ,請他85日前返京 。731日下午夏鼐接到王明來信,得知是派他去巴黎參加青年漢學家會議(60)。87日翦伯贊請夏鼐到文化俱樂部與胡愈之、韋愨一起進餐,聽剛從巴黎回來的胡先生介紹巴黎文化界情況 ,胡先生指出外國人尤其漢學家很注意中國文字改革一事。

                                                                   

                                                                  從夏鼐的描述來看,這次會議上法、英左翼學者謝諾、秦瑞等對中國代表團相當熱情,並提供了很多接待服務 。當中國代表團於829日當地時間下午4點抵達巴黎時,謝諾到機場接機 ,將剛剛抵達的代表送至魯特西亞旅館(Lutetia Hotel)下榻 ,然後一起去金龍飯店用餐。第二天一大早謝諾來商談工作。白天由李嘉樂帶領遊歷協和廣場、凱旋門、香榭麗舍大街 ,晚上到李嘉樂家用餐。831日前燕京大學校友、正在巴黎大學的樑佩貞來訪  ,介紹留法人員情況 。張芝聯遇到石泰安(Rolf A.Stein) ,石泰安表示想與夏鼐見面。這一天,代表團也由翦老召集起來討論開會方針,主張抱着求同存異方針 ,爭取朋友 。91日到謝諾家吃午飯,陪同的有英共秦瑞夫婦 。飯後到維納公園參加《人道報》組織的義賣。後來又到中法協會的中國館喝茶 ,遇到越南學生會主席阮克援。秦瑞晚上爲中國代表團翻譯會議文章 。92日法國學者於儒伯來訪 ,轉到會議安排的宿舍入住,遇到蘇聯代表郭瓦列夫、陸綿採夫 ,以及德國學者傅吾康、英國學者西門、日本學者市古宇三等人 。晚餐與芮沃壽、拉鐵摩爾夫婦一起。晚餐後參加開幕式,戴密微、戴何都致辭 。鄭德坤自劍橋來,告訴夏先生其近作《中國史簡史》已經定稿 ,希望夏先生替他審閱一遍(61)。910日鄭德坤來取回其文稿,夏先生只讀了一半。鄭先生是日11時需要返回英國,所以沒有時間讓夏先生完成審閱任務。這個行程反映了當時中國代表團到巴黎後與各國左翼學者接觸更多、來往更爲密切。

                                                                   

                                                                  中國大陸學者參加了兩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發表論文,參加討論 ,與其他與會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和老朋友歡聚 ,認識新朋友 ,參觀了萊頓和巴黎學術澳门皇冠機構,並舉辦了中國大陸考古成果展覽 ,但也進行了意識形態鬥爭 。參加學術交流方面 ,萊頓會議期間,翦伯贊做了兩場報告 ,分別是《新中國歷史、考古、語言學澳门皇冠工作概況》、《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62),週一良的報告是《新中國關於亞洲國家歷史的教學與澳门皇冠》 。在1956年的巴黎會議上,翦伯贊原本準備講《就新近考古發現來看漢代的經濟》,但在會上主要講《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若干問題》,指出應以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以生產關係爲基礎來理解中國社會性質 ,張芝聯報告《中國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的新進展》 ,週一良報告中國大陸方面澳门皇冠中國古代史的情況,夏鼐報告《新中國的近年來考古發掘》,並組織了有150張照片的出土文物展覽 。

                                                                   

                                                                  巴黎會議上,漢語教學與漢字改革工作也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 。195697日 ,與會各國代表介紹了本國漢語及文學的工作情況 。週一良介紹了中國方面的情況 ,並分發了漢字改革方案等小冊子。翦伯贊還接受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託 ,帶了一封信去巴黎給西歐中國學家 ,徵詢西歐學者對中國文字改革的意見 ,這封信由戴密微譯成了法文 。西歐中國學家們不同意簡體字 ,但贊成拉丁化 ,因爲簡體字會增加學習者負擔 ,他們不得不學習繁體和簡體兩種字體 ,拉丁化則讓中文更接近西文。翦伯贊發現這與他在日本的經驗相反 ,他說日本學者贊成簡體字但不贊成拉丁化(63)。

                                                                   

                                                                  參加萊頓和巴黎會議期間  ,中國學者也與歐洲中國學家們進行學術交流 ,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如195695日,中國大陸代表團成員去白樂日家用茶點 ,獲贈白樂日出版的《隋書食貨志考譯》 。夏鼐等人與旅歐華人學者也進行了接觸 ,並有學術交流活動 。比如夏鼐在鄭德坤請求下 ,幫其審閱《中國史簡史》稿本(64)。912日下午 ,中國留學生駱惠敏、左景權、王鈴、吳其昱、劉殿爵等五人來找中國代表團談話 。夏先生注意到劉是香港人 ,不想回國,先告辭(65) 。實際上當時劉殿爵已經擔任倫敦亞非學院中國哲學講師 。駱惠敏在劍橋大學讀博士學位。王鈴在劍橋與李約瑟合作進行中國科學技術史澳门皇冠和寫作 。左景權和吳其昱當時都在巴黎留學,畢業後也都留在法國從事學術工作。

                                                                   

                                                                  參加學術會議 ,發展學術友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受政治影響 ,與會代表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主要表現在東南亞華人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之間因意識形態紛爭產生的矛盾。具體表現在94日的爭議 。這一天輪到香港代表羅香林用中文發言,他也講歷史分期 ,當時由美國學者史華慈擔任小組主席  ,馬來亞華人學者賀光中擔任翻譯 。羅香林結束論文發表後,大陸學者週一良起來發言,對羅香林的解釋提出質疑,但主要是介紹新中國史學者對於歷史分期的標準問題 ,特別討論了封建制度的定義 ,發言時間較長  ,引起了賀光中的不滿 ,認爲週一良討論發言應該僅限於對報告人論文的批評,而不是宣揚自己的觀點 ,指責週一良發言時間過長。這又引起翦老的不滿,翦老隨即起來應戰 ,向大會指出,“一個翻譯竟敢限制中國代表的發言,我們認爲不能容忍 ,這是對新中國不友好的表現 ,作爲新中國的一個教授,我對這種不友好的態度提出嚴重的抗議 ,請主席團對賀光中的無禮取鬧錶示意見,如果主席團也持賀光中的不友好態度,我們可以退席”(66)  。週一良接着詢問可否繼續發言。史華慈表示可以繼續發言,大會組委會主席白樂日也表示支持週一良繼續發言 ,並希望中國代表儘量發言 。據夏鼐的敘述 ,這次討論結束之後 ,在隨後越南學者報告時 ,賀光中、羅香林、饒宗頤等馬來亞、香港代表均退席出去 。據夏鼐的日記 ,有個細節值得注意。上午會議結束後 ,會議代表進午餐時 ,巴拉士告訴中國代表團,賀光中在抗戰時曾與日本合作 ,後來被國民黨政府利用 ,曾在澳洲工作,現在馬來亞教書 。母親是比利時人,故英法兩國語文不錯 ,但極爲反動 。又說這次這三人是事前並未報告  ,前天報到並交來三篇論文,排不進去,結果勉強排進這篇。

                                                                   

                                                                  除了學術交流之外 ,翦伯贊和週一良發表在當時中國大陸官方報紙的一些文字也給中國學者參加會議的目的蒙上了一層外交色彩,這些文字認爲中國學者參加巴黎會議深深體會到了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態度 ,法國學者熱情接待了中國學者,法國人期待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而法國人民與中國學者也在會議和參觀過程中發展了中法友誼。翦伯贊1956103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記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一文,風格和內容與他在《歷史澳门皇冠》發表的《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迥異 。這篇文章基本上是將這次會議寫成一個外交關係新進展的報告 ,重點並非學術 。他在文章中總結了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收穫不少  ,這些收穫不僅表現在學術上以文會友 ,聽到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各種意見,而且還收穫了中國大陸學者和世界各國中國學家之間的友誼,而這種友誼正是中國學者今後和各國中國學家在學術澳门皇冠中進行合作的一種最好的保證。翦伯贊接着特別提到了法國中國學家的友好和熱情:

                                                                   

                                                                  在這裏,我想提到的是法國的漢學家。法國的漢學家對待我們是友好的 ,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忘記把我們當作是法國學者們最尊貴的客人。在開幕的致詞中  ,在閉幕的宴會中 ,在巴黎市長的招待酒會中 ,我們都能體會到我們法國朋友的這種友誼。這些法國的教授 ,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這就是恢復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化的正常關係。還應該提到的是我所接觸到的法國青年,特別是澳门皇冠漢學的青年,他們對新中國是嚮往的、友好的。他們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希望通過我們把他們的友誼帶給中國的青年。此外法國科學澳门皇冠中心的負責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們表示希望在科學澳门皇冠方面和我國合作 ;法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貝爾熱先生、副司長巴葉先生在他爲我們舉行的酒會中也向我們表示,希望和我國交換學生和教授 。作爲中國的一個教授,我們歡迎法國學者們的這種友誼 ,並且珍重這種友誼。我們希望在這種友誼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我們在文化學術方面的友好合作 ,在新的歷史基礎上恢復中法兩國的正常關係。

                                                                   

                                                                  翦老的願望是很好的 ,憧憬也很美好,甚至1957年初中國學者也幾乎要去參加在聯邦德國馬堡舉行的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了。可惜隨着反右運動的興起,翦老終究沒有機會重返歐洲 ,其他學者此後也沒有機會再去歐洲參加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直到文革後才恢復交往。

                                                                   

                                                                  對於這次巴黎會議,週一良也指出:歐美的學者們想要澳门皇冠中國學問,當然要和中國大陸學者發展友誼  ;而中國大陸學者也願意把中國大陸的學術成果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介紹給世界各國的漢學家們。”(67)他指出代表團不僅在巴黎受到教授們的禮遇 ,也受到青年學生的熱情歡迎,好多學生自願來當中國代表團的嚮導和翻譯 ,陪同參觀檔案館、盧浮宮、凡爾賽等地  ,體現了中法友誼。他甚至認爲在中法兩國人民共同願望的推動下 ,中法邦交正常化也將是不久的事 。

                                                                   

                                                                  四、中國大陸學者參與西歐中國學會議對國際學界之影響

                                                                   

                                                                  中國大陸學者翦伯贊、週一良、夏鼐、張芝聯參加1956年巴黎會議,可謂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歷史學者第一次以集體形象登上世界學術舞臺 ,以平等身份參與世界學術討論 。雖然有一些西歐學者在50年代初也訪問過中國大陸 ,但相當一部分學者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大陸學者 ,更不易瞭解大陸學者的學術取向和成就,而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學術中的影響,也多半是通過各種間接渠道瞭解 。中國大陸學者雖僅參與兩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但所造成的影響較爲廣泛和深遠。一是宣講唯物史觀和介紹中國大陸的歷史分期討論 ,引起了西歐中國學界的廣泛興趣和討論 ;二是介紹中國在1949年以後取得的考古成就 ,讓西歐中國學家對中國的考古發現非常感興趣 ;三是介紹中國大陸當時正在進行的澳门皇冠資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國學家們的濃厚興趣,直接推動了近代中國史在海外的發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對話和參與的機會,比如缺席白樂日主持的國際宋史計劃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邀請美國和蘇聯學者參加 ,使得它由一個區域性組織變成世界性組織;而邀請日本、中國、澳洲等地學者,又使得它由世界性組織變成全球性組織 。

                                                                   

                                                                  中國大陸學者兩次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不僅進行了學術交流 ,也將兩次會議視爲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陣地。出國宣傳唯物史觀是當時翦伯贊爲首的中國代表的一個重要目的,週一良也說:我們也根據我們的理解 ,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按社會形態劃分歷史時期的正確性 。”(68)翦老則指出談歷史分期不等於宣傳共產主義 ,歷史分期問題是哲學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週一良認爲這種軟中帶硬的語言非常生動有力地表明瞭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學術活動中的態度,如果有歐美學者對中國大陸學者進行不友好的中傷 ,則必須加以駁斥 。這種態度在當時冷戰下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也是正常的 。

                                                                   

                                                                  當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領導人如郭沫若、翦伯贊、劉大年等人都特別強調科學的歷史觀 。中國當時不僅在政治上一邊倒 ,學術上也接受了蘇聯歷史學的影響 ,採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澳门皇冠歷史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1951年蘇聯科學院派人來中國談歷史學合作問題 ,主要是當時蘇聯學者在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編寫十卷本《世界通史》 ,其中中國史部分決定交給中國學者編寫  。這個項目當時由中宣部指示范文瀾、翦伯贊、向達、邵循正等人領導,1953年定稿。但蘇聯科學院未接受這一稿件  ,中方決定自行出版 ,即《中國歷史概要》(69) 。這是第一本全面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寫作的權威普及本中國通史 。雖然此稿未被蘇聯接受,但由編寫過程可以看出 ,此書正是當時中蘇史學合作的產物。

                                                                   

                                                                  當時中國史學界一再強調歷史學的科學性,力圖使歷史學變成真正的歷史科學,在中國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正統地位(70) 。郭沫若在195412日給《歷史澳门皇冠》所寫的發刊詞強調:漢民族的歷史、少數民族的歷史、亞洲各民族的歷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們以科學的觀點來進行澳门皇冠和解釋 。”(71)當時各地舉行的歷史學會議都稱爲歷史科學大會 ,從名稱上就能看出將歷史學科學化的努力。總之,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學者致力於將歷史學進行科學化,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觀。劉大年就指出:馬列科學歷史觀的確立 ,纔將史學變成科學(72)。

                                                                   

                                                                  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理論討論主題出現了所謂的五朵金花,即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王學典認爲:這五朵金花的出現產生於一種戰時史學體系,由戰時歷史框架、戰時學術導向、戰時文化心理和戰時歷史觀念等多重內容構成,深受當時國內一波接一波的階級鬥爭政治風氣以及國際上冷戰局勢影響(73) 。王先生特別仔細地分析了當時產生五朵金花的國內史學發展背景 ,指出唯物史觀派作爲一個史學流派具有社會史和學術史的意義 。這一判斷,如果結合當時更爲廣闊的世界歷史學思潮來看,是相當準確的  。當時世界史學潮流正是經濟史、社會史的興盛。這也正是國際史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感興趣的學理性背景 。

                                                                   

                                                                  從國際學術發展來看,歷史分期問題和農民戰爭問題其實明顯受到蘇聯史學影響(74)。蘇聯史學基於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理論而集中討論的歷史分期問題,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頗受重視,明顯的例子可以舉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75)。而且這種情況對歐美學者來說並不陌生。但五朵金花之中 ,只有所謂歷史分期問題引起了50年代以來國際歷史學界對中國歷史各階段社會性質和分期的持續討論。這種討論在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上也引起了迴應 。這可能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論和方法問題在國際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1956年巴黎會議尤其集中討論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歐美一些知名中國學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華慈、白樂日等都先後參與了這場國際史學大討論 。而在1955年翦伯贊、尹達隨科學院代表團訪問日本時 ,翦伯贊127日在日本史學六團體組織的講演中主要講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引起日本史學家鈴木俊、西島定生、仁井田陞等人的濃厚興趣和討論(76) 。後來鈴木俊等人還編輯了《中國史的時代區分》,1957年出版,總結與中國史學家的討論。1221日翦伯贊、尹達又與增淵龍夫、遠山茂樹等人座談澳门皇冠和民族文化問題 ,翦伯贊作講演介紹新中國的歷史澳门皇冠,主要講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接受情況 。

                                                                   

                                                                  當時資本主義陣營之所以對中國歷史分期感興趣  ,也有其思想和學術基礎。早在20世紀40年代,歐美學者即已經開始注重討論中國歷史分期問題(77) 。隨着冷戰的開始 ,意識形態的鬥爭更爲緊迫 。在美國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陣營深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對於社會主義陣營熱烈討論的問題 ,也有了新的興趣 。自啓蒙時代以來,歐美人士宣揚所謂普遍人權,認爲人類有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普遍追求 。而這種追求背後有所謂科學、理性的普遍性。這也就是沃勒斯坦指出的 ,這種所謂普遍主義來自於啓蒙時代,應被稱爲啓蒙普遍主義 ,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地理文化 ,也是資本主義的統治思想 ,這種普遍主義正是歷史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穹頂的基石 ,強調現代化、科學技術、理性(78) 。而在50年代 ,相當一部分思想左傾的歐美學者認爲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可謂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勝利,因爲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對於平民權利和利益的承諾,已經隨着新政權的確立而實現 ,土地改革的完成、公私合營運動的展開 ,足以打倒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這樣支持階級平等的政權也就獲得了合法性。即使是在一些美國左翼學者看來 ,舊的政權退守臺灣在於它是腐敗的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79) 。另一方面 ,大陸新政權在倒向蘇聯陣營之後 ,由蘇聯援助開始了急速工業化 ,引進蘇聯科學技術 ,在宣傳上突出“科學”因素(80),這些新的發展都是當時歐美左翼學者所贊成的(81) 。簡而言之 ,當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均繼承和運用了啓蒙普遍主義意識形態。

                                                                   

                                                                  當時法國知識界不少人非常崇敬毛澤東主席,認爲他能給中國帶來平等和繁榮 。1954年法國向中國派出了一個由左翼學者牽頭的法中友誼代表團,當時的負責人之一是法共地理學家、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校友德雷施(Jean Dresch) ,他希望高師也派學生參加 ,剛好當時在高師任教的法共思想家阿爾都塞認識當時唯一一位正在學中文的學生畢仰高(Lucien Bianco),便推薦畢仰高參加了法中友誼代表團 。代表團到達北京 ,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82) 。他們當時對中國印象極好。畢仰高實際上1953年纔開始學習中文 。不過,他給謝諾提供了不少信息 ,1956年謝諾將從他這裏獲得的第一手觀察以及1955年聽翦老的介紹綜合起來撰寫文章發表 ,介紹中國的近現代史澳门皇冠現狀(83)。

                                                                   

                                                                  政治上、思想上 ,歐美知識人的左傾對於他們看待中國學術、看待中國學者當然也有很大影響 。在學術上 ,當時歐美也存在一個向左轉的傾向 ,不僅社會學、人類學轉向澳门皇冠下層階級、階層和羣體 ,歷史學也深受左翼思想影響(84) ,這導致了經濟史、社會史的繁榮局面(85)。一些新興澳门皇冠領域也應運而生  ,如文化澳门皇冠、性別澳门皇冠等等 ,其中尤其以文化澳门皇冠最令人矚目(86) 。儘管歐美左翼學者在政治上並不接受共產主義政權,也不接受五個階段的歷史分期理論,但他們對經濟史、社會史、勞工史的重視是非同尋常的 ,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僅僅在中國古代史澳门皇冠領域,即有經濟社會史黃金一代的出現,白樂日、謝和耐、杜希德均投身於中古經濟史澳门皇冠(87),而許理和澳门皇冠佛教也是社會史取向(88) 。

                                                                   

                                                                  當時歐美中國學者也注重將中國史和世界史結合起來看 。1956年巴黎會議上 ,組委會主席白樂日甚至安排了一個小組討論 ,請年鑑學派領袖人物布羅代爾和一些社會史學家參加。據夏鼐在日記中說 ,195696日晚餐後,大會討論世界通史和漢學之關係,由巴黎大學布羅代爾教授作報告。接着拉鐵摩爾、葉理綏等發言 ,白樂日爲主席 ,張芝聯來參加。週一良陪翦老進城了(89)。而根據翦伯讚的會議紀要 ,法國方面有巴黎大學西洋澳门皇冠教授拉布魯斯(社會黨)(90)、布魯阿(共產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拉鐵摩爾、哈佛大學葉理綏參加 ,劍橋大學蒲立本、布拉格大學普實克先後發言。“大意是世界通史中必須注意中國的歷史,而澳门皇冠中國歷史,必須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 ,始能全面觀察  。”(91)翦伯贊更注意參加會議發言者的政治身份 ,還特意標明瞭兩位法國學者的黨派身份 。

                                                                   

                                                                  正是因爲這些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背景 ,中國大陸學界當時熱衷的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觀討論中國歷史分期問題 ,也同時引起了歐、美、日一些知名學者的興趣和熱烈討論,可以視爲一次中國社會史國際大論戰 ,這大概也是20世紀學術史上唯一一次世界各國學者就中國歷史上各時期社會性質和分期進行正面交鋒。1955年由於中國學者翦伯贊和週一良的參與,中國史分期這一論題引起西歐中國學者的極大興趣 ,是以在萊頓會議上便已決定下一年會議主題定爲分期問題。結果這一論題在巴黎會議上最爲熱門,歐美學者和香港學者也都參與了討論,並與中國大陸代表發生激烈交鋒  。

                                                                   

                                                                  這次會議上有關中國歷史分期的論文包括蒲立本的上古、中古、近古、傅海波的歷史分期的意義和無意義、何四維的略談中國史的分期、張芝聯的中國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的新發展、郭瓦列夫的中國現代史的分期、傅吾康的中國澳门皇冠和現代史的分期、羅香林的中國社會的演進和中國歷史分期的關係、史華慈的中國史分期的公式化、芮沃壽的中國史上佛教史的分期、樑佩真的中國詩及其分期等等。但芮沃壽和樑佩真的論文並不涉及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期的討論。這一點已經在195698日巴黎會議期間的總結會議上經拉鐵摩爾指出 ,拉氏認爲文學和美術分期   ,與社會史的分期不同,社會史的分期,中國和西洋也不需要相同,他也認爲中國史的分期不能只看社會經濟結構。這當然是針對當時翦伯贊等人基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闡釋 。

                                                                   

                                                                  歐美學者有幾類觀點 ,在翦伯讚的會議報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一文中有比較簡要的說明。一類認爲分期沒有意義,比如傅海波發表論文《歷史分期的意義和無意義》,認爲歷史分期僅是爲了澳门皇冠方便,歷史家應多多致力於史料的蒐集和史實的分析 ,而不必徒耗精力於空談歷史分期問題(92) 。蒲立本在會議上討論了所謂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辦法,指出劉知幾的《史通》已經用了這三個詞。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史家仿照西洋史將中國史也分爲這三期 。但是分期只是爲了敘述的方便,並不將各期視爲各有特異的內容 。一類認爲社會史分期有問題,如何四維發表“略論中國史的分期” ,認爲馬克思主義者按照社會性質劃分歷史時期是公式化,猶如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來套中國文法(93);白樂日則認爲分期太細,近乎幼稚  。史華慈發言主題是中國史分期的公式化,認爲自命爲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主要有兩種意見  ,一是中國作爲亞細亞式社會 ,歷史上長期停滯不發展;二是中國社會有發展,但其發展分期是和西洋一樣 ,經歷了五個歷史階段 。但史華慈認爲這些觀點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還引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來攻擊這些學者的馬列主義史觀(94) 。但這些說法遭法國學者謝諾的反駁 ,指出他只是引經據典卻不依據中國歷史事實來看問題 ,實際是教條主義 。

                                                                   

                                                                  還有一類是提出自己的分期,以對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分期。如羅香林提出四階段論 ,一爲氏族社會時代(約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四百年) ;二爲封建時代(公元前1400-211) ,即盤庚遷殷至秦統一天下,做官靠貴族出身;三爲選舉社會 ,即隋至清末,以科舉取士 ;四爲清末科舉制度廢除進入新時期。這一看法遭到週一良的反駁,周先生認爲:羅的說法,以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在秦始皇時廢止,實即胡適的說法 。我們新中國的史學家的意見以爲一個社會是否系封建社會,不是決定於什麼選舉或科舉  ,而是決定於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首先決定於土地爲誰所有。如果土地爲地主階級所有,而這種土地所有者又以封建辦法剝削農民,那便是封建社會。”(95)

                                                                   

                                                                  蘇聯學者則從蘇聯史出發,討論了中國史的分期  。在195694日的討論中,蘇聯科學院東方澳门皇冠所副所長郭瓦烈夫報告中國現代史的分期,指出當時蘇聯史學家都認爲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應該以蘇聯十月革命爲界線(96) 。但英國學者範登龍隨即就此提問:這一有關中國現代史起點的說法是否在蘇聯已取得一致的意見  ;這是全體蘇聯史學家的一致意見或僅是東方學澳门皇冠所同人的意見 ,以及通過什麼方式取得一致意見 。郭瓦烈夫的分期論 ,在今天看來是一種典型的蘇聯中心主義、學術霸權主義的體現 ,將中國歷史的轉折置於蘇聯歷史的轉折基礎之上 ,顯然是有問題的 。漢堡大學教授傅吾康討論了“中國澳门皇冠和現代史的分期”問題 ,強調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 ,這一革命使得中國在政治上確立了共和制度 ,而且二千餘年的儒家相傳的君主一統的政治思想也一掃而空。傅吾康也指出革命有一個長期過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五四運動和北伐革命則是辛亥革命的繼續 ,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期間社會改革和政治革命在同時進行。

                                                                   

                                                                  翦伯贊對歷史分期的意義作了詳盡的闡述 ,其發言分五點:一、應不應該分期的問題,在這裏駁斥了分期無意義和分期有政治目的的謬論。二、分期的標準問題,在這裏駁斥了唯心論、多元論 ,宣傳了唯物論 。三、中國學者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在這裏駁斥了那些說中國學術澳门皇冠不自由的污衊,宣傳了我國新近開展的百家爭鳴的學風。四、翦自己對中國歷史分期的主張,在這裏反對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 ,駁斥了羅香林的什麼選舉社會、科舉社會等胡說 。五、結論 ,歡迎各國漢學家參加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並指出觀點和立場的不同 ,並不妨礙對同一問題的討論 ,因爲無論如何我們有一點是相同的 ,這就是史料,只要大家是追求真理 ,在真理的面前,我們是會逐漸接近的 。”(97)這些發言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中國學界的一般立場 。

                                                                   

                                                                  英國學者蒲立本的發言最具史學史價值。他對中國社會史的關注並不始於1956年巴黎會議 。早在1953年 ,蒲立本就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時就回顧了國際學界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以及中外學者對於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他當時發表了就職演說 ,題目爲《中國史與世界史》(98) 。這篇文章非常重要 ,體現了蒲立本作爲一位語文學家所受到的歐洲思想與文化之廣泛薰陶 ,無論是歐洲思想史還是歐洲中國學學術史 ,該文都做了簡明扼要的清理,值得一說。他回顧了歷史上歐洲學者對中國的態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國際中國史學界帶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背景的學者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結構的討論 。在他看來,歐洲學者日益意識到人類的歷史並非只是從古典希臘、羅馬到現代西歐的主流發展 ,其他地區人民和文化也很重要 ,要想認清人類歷史的發展,必須注意其他地區的歷史。他指出伏爾泰以前的歐洲學者都試圖將其他國家的歷史比如中國史,塞進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發展框架 ,特別是《聖經》的歷史敘述框架。伏爾泰則是第一位揚棄歐洲中心主義 ,將中國納入其新世界史框架的學者,不過伏爾泰過於高估了中國古代政治的人性和理性特徵。孟德斯鳩則認爲中國古代政治是赤裸裸的專制主義  。他也討論了中國在黑格爾和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黑格爾將中國文明稱爲人類歷史上的童年時代  。馬克思和黑格爾的不同在於用經濟因素取代抽象精神 ,但也將中國人稱爲半野蠻人,恩格斯稱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政權的腐朽中的半文明。馬克思提出了五階段世界歷史發展理論,基於亞細亞、古代、封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力模式 。他的所謂第一階段的亞細亞模式其實是從經濟因素的角度來替代黑格爾所謂的歷史第一階段“東方”(the Orient)。馬、恩兩人受摩爾根影響 ,用部落社會來稱古代奴隸制以前的社會,只不過他們在印度找到了一些公共村落的樣本 ,便很自然地推斷他們等同於亞細亞社會(其政治形式即東方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最初形式來源於原始共產主義  。20世紀20年代 ,共產主義理論被用來解釋中國的情形時出現了很多問題  。他也認爲斯賓格勒的中國歷史觀雖然比黑格爾略強,但也是試圖將中國史嵌入其所建立的古典和歐洲歷史進程的框架中去 ,荒唐地認爲中國文化自漢代以來已經衰亡了兩千年。在他看來 ,湯因比也試圖用歐洲史的一些概念來討論中國史。

                                                                   

                                                                  在批判了18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的中國歷史觀之後,蒲立本轉而討論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觀,特別以1914年內藤發表的《支那論》爲例 ,因爲此書首次試圖給中國史從其內部的重要性出發來進行分期  。蒲立本指出內藤的興趣不僅在於學術 ,也在於政治,內藤對中國史的認識是要預測中國民族革命的未來結果 ,這反映出內藤本人的學術興趣仍帶有日本民族主義的目標。蒲立本甚至認爲內藤也走上了和黑格爾一樣的路。內藤的主要看法是中國在北宋,即1011世紀 ,已經進入現代 ,即從以前的貴族社會轉向專制主義,以前統治者是貴族的一員,而之後統治者獲得絕對權力來統治其子民。蒲立本認爲這是因爲內藤心目中已經拿中國史來類比歐洲史,即從封建社會到王權專制主義的過渡 ,比如法國在1617世紀的變化 。通過這樣的比較,內藤認爲袁世凱如果想重建一個帝國將不可避免地失敗  。在對上古和中古的分期問題上 ,蒲立本認爲雖然內藤不會承認簡單以西歐史的變化比附中國史而儘量以所謂理性的標準來看待中國史分期 ,但他將公元3世紀末胡人開始統治北方爲分水嶺區分上古和中古,實際上是以羅馬帝國的衰亡作爲參照物。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則試圖從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等方面來拓展內藤的理論,並試圖將其思考植入世界史發展的一般理論。其看法在日本深受非馬克思主義中國學家的歡迎 ,甚至“二戰”後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接受其解釋。

                                                                   

                                                                  蒲立本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歷史分期理論自1925年以來在西方、俄國、中國和日本都變得炙手可熱。爭論的焦點首先是何謂亞細亞生產方式。俄國學者馬德亞爾(Madyar)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發 ,認爲它指東方的特殊社會結構形態,其特徵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與灌溉有關的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村莊公社、專制主義。這種看法很快被德國學者魏特夫接受並將其加以發展 ,後來魏特夫又將這種看法介紹到美國 。但這種看法在遠東地區並不流行,因爲這種看法使得遠東史看起來死水一潭、缺乏進步  ,而當地不斷髮展的革命政治拒絕這一看法。1927年中共中央便聲稱他在與亞細亞社會作戰。1928年中共中央將亞細亞社會改稱爲封建社會 。郭沫若最初稱之爲原始社會,此即馬恩所謂亞細亞社會 ,後來他改變主意 ,認爲中國史發展也存在馬恩所謂五個階段 。儘管關於亞細亞社會的爭論很多 ,但一般最爲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奴隸社會 。而東方專制主義 ,則逐漸成爲與這一社會形態剝離開的政治統治形式 。因爲意識形態的需要,中共聲稱它在爲反封建社會戰鬥,因爲一般中共學者均認爲封建主義在不同政治形態下作爲經濟社會結構長期延續(99)。

                                                                   

                                                                  蒲立本引1953年出版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百科全書》爲例 ,認爲在蘇聯學界一般同意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線是公元三、四世紀  ,而封建主義一直被囚於東方專制主義的政治形態下。郭沫若認爲中國在公元前五百年時進入封建社會,當時政治封建主義開始瓦解。日本學者前田直典則將中日韓越視爲同一整體的東亞文化 ,試圖提供一套理論解釋這些國家歷史發展的進程 。他接受內藤理論中唐宋分際的看法,不過他認爲公元一千年是古代和中古的分水嶺,即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水嶺。而中國學者一般認爲中國封建社會終結於鴉片戰爭,這之後直到中共取得勝利之前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

                                                                   

                                                                  這些對中國史分期的理論討論,在蒲立本看來,均可稱爲卡爾·波普所說的歷史主義理論。波普批判了這種歷史主義,認爲歷史主義理論簡單地假設人類社會都有一個共同的有機發展模式 ,這一模式認爲人類社會整體上乃是一個單一的有機體 。蒲立本贊成波普的看法 ,認爲人類歷史發展存在多樣性,不同意任何單一歷史主義理論可以解釋中國歷史 。他提出只有兩種辦法可以將中國史和世界史聯繫在一起 。一是分析複雜歷史情境中的一些斷片並進行中外比較 ,二是展示中外之間的歷史聯繫。他個人的學術澳门皇冠重點無疑是後者 。對於前者,他特別引了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澳门皇冠爲例 ,指出儘管韋伯的中國宗教澳门皇冠完全基於1920年前歐洲中國學界對中國宗教的澳门皇冠 ,但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非常有啓發,比如中、歐城市的比較  ,以及士人的紳士理想與專業官僚統治的理性利益之間的衝突等等。第二點則主要討論了中國所謂四大發明對世界其他地區歷史發展的影響。

                                                                   

                                                                  這篇文章幾乎對當時世界各地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模式的理論都作了清楚的梳理和說明,甚至對中蘇兩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所涉及 ,反映了蒲立本廣闊的學術視野 ,他用世界性眼光關注一個單一主題的澳门皇冠,並且能聯繫當時歐洲的思想狀況進行恰當的評說,非常值得重視和學習 。

                                                                   

                                                                  五、從巴黎會議看臺灣史語所對大陸考古所之關注

                                                                   

                                                                  中國科學院的各個澳门皇冠所之中 ,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個  。1949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  ,中科院也隨即在11月成立 ,取代逃亡到臺灣的中央澳门皇冠院 ,成爲中國大陸科技和學術發展最高領導機構。考古所則是當時中科院下屬澳门皇冠所中較早成立的一個 ,19505月開始籌辦  ,人員主要來自留在中研院北平澳门皇冠院歷史所和未離開的中研院史語所人員 ,81日正式成立 。相比之下,歷史所則遲至1954年才成立 。主要原因也許是當年中研院歷史組不少人因爲政權更替而離開 ,比如《歷史語言澳门皇冠所集刊》編委會一共五人 ,傅斯年(當時由夏鼐代理)、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之、董作賓,分別是歷史、語言、考古和人類學各部門負責人 ,其中只有陳寅恪留在大陸,傅斯年、李濟之、董作賓到臺灣,趙元任留在美國 。因此 ,考古所成立早 ,也直接導致考古學工作能夠保持延續性 ,樑思永、夏鼐等人領導考古所一開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1955年翦伯贊、週一良去萊頓參加第八次會議,即向與會學者介紹了一些考古新發現,引發與會者的濃厚興趣,隨即要求交換資料,進行合作 。

                                                                   

                                                                  19569月中國代表團參加巴黎會議時,即請夏鼐隨團參加,介紹中國的考古新發現 。當時夏鼐的身份是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 ,他所做的報道是關於中國考古學的重要進展 ,並且還在會議期間舉行了考古成就圖片展  。1956年夏鼐還在意大利《東方與西方》雜誌發文《我們的新石器祖先》(100) ,介紹新成果。當時意大利中遠東澳门皇冠院院長圖齊對中國十分友好,和夏鼐一直保持交往 。意大利中國學家郎喬蒂等人訪問中國時 ,也會見了夏鼐(101)。

                                                                   

                                                                  海峽對岸的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學家李濟非常關心大陸的考古工作,雖然臺灣並未派人蔘加1955年、1956年萊頓、巴黎會議,但是李濟積極瞭解並詢問有關夏鼐在巴黎會議上的活動  。1956126日  ,李濟致信張光直,提到勞延煊寫信告知 ,張光直有夏鼐在巴黎開會發言的抄本 ,希望得到一份 。不過李濟懷疑這個發言是否值得張光直打印一份給他(102)。1957219日李濟再次致信張光直討論夏鼐文章與人品之關係,因爲張光直說到夏鼐是一位當代聖人(103)。1957511日  ,李濟致信張光直 ,告訴他自己已經得到夏鼐在歐洲演說的原文抄件 ,但發現夏鼐沒提在山東滕縣發現彩陶的事。他覺得張光直的報告另有來源,希望來信補充。他表示也看到了19569月夏鼐等參加巴黎中國學家會議展覽時的照片 ,但新石器時代一項下只有西安、天門、新沂、良渚等處。

                                                                   

                                                                  1957年李濟應邀赴慕尼黑、馬堡等地參加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和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這時中國大陸代表卻缺席了,失去了一次兩岸學者正面接觸、同臺競藝的機會。李濟1957727日寫信給張光直,告知將於八月底赴西德開會三週,會後擬取道北美返臺 ,將於924日到波士頓小住三日   ,期待與張光直夫婦暢談 。19581212日寫信給張光直,說臺北學術界可能有點轉機,史語所同仁生活有些安定了  。胡適回國讓教育界耳目一新 。但他感到現代的青年中國人都不願意做中國人了 ,覺得自己有點透不出氣來。1959417日寫信給張光直,“我想要問的是,爲什麼在山東的考古,如臨淄、曲阜、泰山附近這些重要區域,沒有惹起那些紅專學者大量的注意——也許有,我卻苦於不知——不過我也可以猜出若干理由 。因爲近十年在大陸的考古,實在只是挖寶貝的變相名稱,不是要解決任何問題 。凡是有問題的考古者,所具有的問題都早已洗腦被洗得光光 ;所以始終就沒有一種有計劃的學術性的發掘(自從失去樑思永的領導後,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104)。可見他對反右以後中國大陸學界特別是考古學界的動向十分關注,也有所瞭解。

                                                                   

                                                                  六、從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看世界中國學界的矛盾

                                                                   

                                                                  儘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爲建立一個鬆散的全球中國學學術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當時冷戰造成的意識形態對立 ,以及歐美學者內部政治與思想立場的差距 ,使得各種矛盾在會議內外也顯得較爲突出。會議反映出國際中國學界充滿各種內部和外部矛盾,這些矛盾不僅包括歐美資本主義陣營與蘇東、中國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 ,如蘇聯與西歐、東德與西徳之間、中國大陸與港臺之間;也包括歐美資本主義陣營內部左右翼學者之間的矛盾 ,如英共學者秦瑞、法共學者謝諾等左翼學者與其他西歐學者之間;同時還有歐美資產階級學者及其亞洲政治盟友港臺地區資產階級學者之間的矛盾 ,特別是圖齊與方豪之間爆發了嚴重的衝突,美國學者對臺灣學者態度也很微妙;甚至也有中國與蘇聯學者之間因爲政治分歧引發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中蘇政治爭吵導致中國學者缺席莫斯科青年中國學者會議以及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最後是中國大陸學者與港臺學者之間的矛盾,如翦伯贊、週一良與賀光中、羅香林、饒宗頤之間的矛盾 ,等等。

                                                                   

                                                                  但是有一類矛盾,在會議上沒有展示 ,這便是中國和蘇聯國內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無產階級歷史學家之間的矛盾  ,因爲來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中蘇兩國學者基本上都是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觀的學者 ,中蘇兩國國內被視爲持資產階級史學立場的學者無緣參加這些國際會議,當時翦伯贊所說的北大歷史系胡適舊部、清華歷史系蔣廷黻舊部、燕京歷史系洪業舊部 ,就很難有機會出國到西歐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其實 ,在五六十年代,歐美學者已經注意到中蘇內部兩類階級立場不同學者之間的矛盾 ,比如衛徳明便撰文批評中、蘇內部無產階級學者帶着政治目的歪曲了歷史(105) 。

                                                                   

                                                                  當時中國公開發表的文件表明 ,面對學術問題,中蘇學者常常出於同樣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在同一戰壕作戰。中國學者常常讚揚蘇聯學者  ,批判西歐學者 。而蘇聯學者也在中國學者缺席的情況下,幫助中國批判西歐資產階級學者(106)。蘇聯編譯的中文《第十二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稱,蘇聯學者指出英國學者帕爾塞關於義和團起義的報告提出了錯誤解釋,因爲沒有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佈的新材料;而劍橋大學鄭德坤關於中國陶器的報告也沒有利用新中國的考古發掘與收藏。該文總結說:西歐某些學者的報告有許多普遍性的缺點 。例如:第一,有些報告人不設法說明所澳门皇冠的局部現象中應占有的地位;第二,報告往往沒有明確的結論 ,因此,報告人的觀點表現不清楚 ;第三 ,很少利用中國解放後出版的科學著作 。”而蘇聯學者的情況與此相反,“蘇聯代表們的報告則竭力設法把局部問題同問題的較廣泛提法聯繫起來,同社會背景聯繫起來;作者們的觀點明顯地表現在結論中”(107)。

                                                                   

                                                                  在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上,美蘇兩大陣營的碰撞 ,也表現出西歐學者對社會主義陣營學者的挑戰,如蘇聯科學院東方學所副所長郭瓦烈夫主張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應以蘇聯十月革命爲界線,引起英國龍彼得的疑問 。慕尼黑大學教授傅海波在論文中肆意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史學家,謂某些代表由其本國社會制度關係 ,不得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否則回國後將遇困難 。這一政治攻擊,遭到民主德國萊比錫大學賴切奈夫斯基回擊 。劍橋大學鄭德坤也針對張芝聯的會議發言  ,攻擊中國大陸學者討論歷史分期帶有政治目的 ,這也引起社會主義陣營學者翦伯讚的當場反駁 。在萊頓會議上,翦伯贊對白樂日、格拉姆等人挑釁說中國學術不自由也進行了反駁 。可見 ,由於分屬冷戰開始後的兩大陣營(108),兩個陣營的學者在意識形態方面非常對立,即便是同文同種,但分屬不同意識形態營壘之間的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學者之間 ,也會爆發衝突 ,如中國大陸學者與海外中國學者之間、東德和西德學者之間的衝突。和這一對立類似的還有港臺學者與大陸學者對政權正統性的爭論  ,比如翦伯贊提到巴黎會議上,曾由賀光中報告香港地區中國學的澳门皇冠概況 ,也涉及到臺灣,口口聲聲說中國如何如何 ,欲爭正統。但翦老認爲既然認同還是中國,則可以置之不理 。

                                                                   

                                                                  當時臺灣學界也對參加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持有很強的意識形態目的 。方豪指出 ,國民政府剛遷臺不久 ,政策是匪我不兩立 ,後來決定改變消極策略,不讓大陸政府在國際會議上信口雌黃,而是要對其謬說加以駁正。張其昀1954-1958年擔任教育部長期間 ,非常在意提高臺灣在國際學界的地位 ,不願大陸在各地招搖  ,混淆耳目,因此竭力協助各專家教授以及學術團體 ,儘量參加所有學術性國際會議”(109)。張其昀在擔任教育部長之前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中央祕書長 ,系國民政府主管意識形態宣傳的得力干將,所以在當上教育部長”之後致力於在學術上強化意識形態鬥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臺灣學界在1957年派出以李濟爲首的代表團到馬堡參加會議 。在這之前,也有一些政治傾向上不支持大陸政府的海外華人學者參加  ,如前文提到的馬來亞學者賀光中。

                                                                   

                                                                  雖然政治上臺灣與歐美、日本各國同屬於資本主義陣營,但在學術與文化上,民族和國家之間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區別 。美國左翼學者對臺灣政府頗不以爲然 ,尤其以費正清較爲明顯,因而引起臺灣對費正清出賣國民政府的大批判 ,其風氣幾乎與大陸批判胡適無異 。其他哈佛學者對臺灣學界的態度也因人而異 ,但有些學者顯然是故意保持距離的 ,比如葉理綏便是如此。19551221日李濟致信張光直 ,告訴他兩週前賴世和曾來臺北訪問 ,留了五天,對自己表示了一些好感。但他很驚訝葉理綏數年之內兩次來遠東都沒有訪問臺灣 。他請張光直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尤其是哈佛圈內的人 ,只要留心觀察即可(110)。李濟是哈佛早年校友,儘管他上學時哈佛尚未成立遠東澳门皇冠項目,但他對哈佛遠東澳门皇冠一直較爲關注 。當時兩岸學者還是在學術上有一些隔空交流,除了前文說的李濟對夏鼐的關注之外,兩岸學者通過發表文章進行學術討論也還存在。比如季羨林發表《浮屠與佛》之後,1956年周法高在《史語所集刊》第27本發表《論浮屠與佛》一文,與季先生商榷。

                                                                   

                                                                  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守臺灣之後,同時退到臺灣的學者並未忘記在國際上宣揚中國學術和文化 。方豪雖然政治上處於資本主義陣營 ,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但又極力推廣中國文化,文化和學術上是一位民族主義者 。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對立統一,在他身上表現極爲明顯。方豪的學術愛國主義精神在意大利中國學會議上有十分鮮明的表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 ,當他瞭解到外國學者發起和組織宋史計劃之後 ,特意召集組織了非正式的宋史澳门皇冠會,並將中國學者的宋史澳门皇冠成果彙集成冊 ,付印之後贈送各國與會學者 ,以表彰中國學者的宋史澳门皇冠貢獻 。另一方面是請昌彼得復刻中央圖書館所藏宋版書 ,贈送各國學者 ,以展現輝煌的宋代文化遺產 。他也提示 ,早在1954年杜倫會議上便有人提議編一部宋史提要(111),不久便在巴黎成立了宋史提要計劃處 ,由白樂日主持,計劃十年完成,參加人員來自世界各國 。

                                                                   

                                                                  1957年法國《年鑑》學刊發表了白樂日的一篇文章  ,介紹宋史提要計劃 。在白氏文章之前,有該刊主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一小段引言(112),介紹計劃緣起 ,指出澳门皇冠經濟社會史的重要性,而他也在白樂日幫助下,列出參與宋史提要計劃的一些主要學者 ,如慕尼黑傅海波,劍橋李約瑟、蒲立本、龍彼得,芝加哥柯睿格(E.A.Kracke Jr.),羅馬伯戴克(L.Petech) ,堪培拉斯普蘭克(O.B.van der Sprenkel) ,西雅圖衛徳明,哈佛楊聯升,香港饒宗頤  ,東京青山定雄、榎一雄、仁井田陞、周藤吉之、和田清、山本達郎,京都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宮崎市定、塚本善隆,福岡日野開三郎,仙台曾我部靜雄,法國本地則有謝和耐、韓百詩、葉理夫等人(113) 。日本很快就在1955年成立了東洋文庫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  ,1957年出版了油印本《宋代澳门皇冠文獻目錄》 ,後來又出版了《宋代史年表》、《宋人傳記索引》等參考工具書 。方豪在海外宋史澳门皇冠蓬勃發展的刺激下,民族自尊心大受挑戰 。1957年他召集一些學者非正式地成立了宋史澳门皇冠會 ,隨後編印了《宋史澳门皇冠集》第一輯。本來準備了100本打算分送給意大利會議參與者,但因爲夾在中央圖書館贈送圖書中間 ,而隨着中央圖書館贈書被意大利方面拒絕 ,只好拆開郵寄給個別學者 。昌彼得從中央圖書館所藏201部宋版書中選了170多種 ,復刻成《宋版圖錄》,由方豪帶去意大利分送給各國學者。他還從國立藝術博物館徵得28幅書畫帶到中國學會議上展覽了一天,以宣傳中國藝術成就  。與會者中 ,以科隆遠東博物館和荷蘭某博物館對這些書畫及其作者最感興趣 。方豪的發言也專門選了與臺灣有關的題目,叫《漢學考證方法一個例子:〈臺灣外記〉的抄本和印本》,用他的話來說 ,是爲祖國盡力 。他發言時,三位蘇聯代表當場退席表示無聲的抗議 ,而荷蘭學者龍彼得、何四維則參與了討論。很可惜,大陸學者沒有機會參加1956年以後的西歐中國學會議,也沒有機會參加國際宋史計劃,失去了和歐美、日本學者合作和對話的機會。

                                                                   

                                                                  但是臺灣學者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也使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公開化 ,這主要體現在歐洲左翼學者圖齊與臺灣學者方豪之間的爭執 。1958831日方豪在《大陸雜誌》撰文報告參加195783日至9日在帕多瓦和威尼斯舉行的第十一次會議情況。1958918日方豪在《教育與文化》發表《出席第十一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報告》(114)。指出參加這次會議較出名的中國學家有德國傅海波、荷蘭何四維、波蘭赫邁萊夫斯基、英國葛瑞漢、美國拉鐵摩爾、法國謝諾、意大利郎喬蒂、蘇聯齊赫文斯基等 。而與會的中國代表也各有千秋 ,“趙國鈞的鋒芒畢露,劉若愚的才氣橫溢,楊覺勇的侃侃而談,饒宗頤的老成持重 ,都爲中國人增光不少”。他還特意提到了圖齊作爲親共學者對臺灣方面的刁難,主要表現在“中央”圖書館原計劃贈予意大利中東遠東學院一批書籍 ,借這次漢學會議展出 ,郎喬蒂表示歡迎並表示謝意,但圖齊“素爲一親共學者,竟加拒絕”。“中央”圖書館最後只得將這批書籍贈送給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報告專門闢出一節討論外國漢學家親共問題”(115) 。方豪指出 ,外國漢學家雖然不是都很親共,但親共的漢學家很多 ;而鐵幕內國家的代表當然都是共黨人士 ,但像東德來的人就不一定是親共的,只是他們不敢多說話 。他認爲這次意大利中國學家會議被親共中國學家操縱了 。1957年中國科學院曾致函慕尼黑中國學家會議 ,對於不能參加表示歉意 ,而慕尼黑中國學家會議也在會議上正式提出回信並進行表決 ,臺灣代表李濟、張致遠、方豪投了棄權票。1958年意大利中國學會議 ,中國大陸方面完全沒有表示 ,可是方豪報告說,在這次大會上有代表提議由大會致函中國科學院,表示沒有中共代表參加很遺憾,在親共會員佔多數的情況下 ,提議獲得通過。臺灣代表再次投了棄權票。

                                                                   

                                                                  方豪說:今年幾乎所有歐、美漢學家 ,對所有中國人 ,尤其對臺灣去的人,特別冷淡。對於我,簡直視爲眼中釘。”(116)方豪認爲 ,歐美漢學家私下裏談話大多把大陸代表缺席的原因歸結爲方豪的出席,併到處詢問是否方豪明年會繼續出席漢學會議 。方豪認爲外國漢學家之所以親共  ,是因爲大陸送給這些學者的書籍都很精良,而且邀請他們去大陸游玩  。中國文化原就在大陸 ,歐洲漢學家正和我們本國學人一樣,哪個不想到敦煌、安陽去看看?哪個不想一遊長安、洛陽?哪個不想一登長城?哪個不想一出陽關”?方豪還提到這次參加會議的德國學者傅吾康、傅海波原本接到大陸對外工作委員會張奚若的邀請去訪問,打算815日啓程 ,卻在不久前接到通知 ,說大陸內部人事變動,暫緩啓程。通過這個例子 ,方豪說很多漢學家想得到大陸的寵邀,以便去大陸游玩 。不過 ,他覺得歐美漢學家去大陸看看也好 ,因爲他1957年路過巴黎,曾由駐法代表陳雄飛安排與五位去過敦煌的法國漢學家共進晚餐。這些法國漢學家告訴他 ,大陸學者忙於開會 ,不能坐下來做學問 ,部分過去很右的中國學者正在被清算。所以這些漢學家 ,對大陸的期望也大不如以前 。方豪這次開會印象最深的歐洲漢學家是波蘭的赫邁萊夫斯基 ,此人對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非常有興趣,對方豪也非常和藹 。此人三次訪問大陸,足跡遍佈大江南北,告訴方豪不少他在大陸的經歷 。其次,除了文化原因之外 ,方豪也指出外國學者很勢利 ,因爲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之後,領土與人民都極少,外國都想和大陸進行貿易。意大利中東遠東學院 ,“原只有羅馬、米蘭、威尼斯三處 ,今年增設都靈一處 ,報名的已有四十人,都只是想學一點語言,到東方去淘金” 。他還特別提到會議的組織者郎喬蒂,前年與中東遠東學院副院長喬伽尼諾(Alberto Giuganino)以及總務長到中國大陸游玩了三個月,在西湖邊住了一個月。這些敘述不盡符合事實 ,因而很快引起圖齊的不滿和反駁。

                                                                   

                                                                  圖齊認爲在方豪文章中存在很多錯誤信息,比如說 ,意大利政府(那便是內務部)不希望共產國家代表團進入意大利,蘇聯、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代表團因此遲到 ;本年會議的主持人郎喬蒂去年曾和喬伽尼洛以及總幹事一起被邀請訪問共產中國,在西湖停留了一個月 ;共產中國對歐洲中國學家很慷慨,邀請他們去旅行 。實際上 ,意大利中東與遠東學院文化代表團訪華是學院要求的 ,由中國對外文化協會安排  ,於1957329日至426日期間訪華 ,在杭州和西湖停留了六日 ,並非一個月之久(117)。圖齊認爲,方豪文中所提供的錯誤信息以及文章所體現的精神 ,讓他感到很遺憾。在他看來,邀請方豪是將其當作中國學家而非臺灣代表 ,因爲會議邀請參會者通常是邀請其個人並非邀請政府代表 。圖齊也指出 ,方豪的報告反映了方本人思想不夠清晰、報告事實不夠準確、缺乏人道的容忍態度,這些都有違他作爲學者和神職人員應該具有的品質。圖齊指出,實際上郎喬蒂和其他成員去中國都是爲了聯絡中國學者 ,瞭解中國正在進行的考古和文化澳门皇冠,同時獲得關於那個龐大國家的第一手知識 。因此,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榮譽,並繼承和發展他們的事業 。意大利中東與遠東學院完全與政治毫無牽涉 ,它不可能對事實視而不見  ,一定要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六億人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國家(118)。

                                                                   

                                                                  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早期發展有一個過程,隨着規模擴大,逐漸從只有西歐六所大學學者參加的地區性學術會議走向邀請美蘇知名學者參加的世界性國際會議 ,又擴展到邀請日本、中國學者參加的全球性會議 ,曾經在1955-1956年間成爲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國學會議,也出現了構建中國學澳门皇冠全球社區(global community of Chinese studies)的跡象 。這在當時國際關係中政治上兩大陣營劍拔弩張的形勢下是一個異數。很可惜 ,隨着一系列國際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國家內部政治鬥爭的出現 ,這樣一個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續和獲得穩定發展。這些國際事件主要包括中蘇交惡 ,使得中國學者意外缺席1960年莫斯科東方學家會議以及直接導致莫斯科青年中國學家會議的取消。因爲兩大陣營的對立  ,也出現了蘇聯以及其一些東歐盟友抵制漢堡青年中國學家會議。而中國國內發生的反右運動也妨礙了中國學者參加1957年以後的幾屆會議。

                                                                   

                                                                  但值得留意的是,當時歐美思想界、學術界的左傾局面也使得西歐中國學界急切盼望邀請蘇聯和中國學者參加會議。隨着斯大林去世,蘇聯國內學界開始重視國際學術交往,使得蘇聯學者參加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成爲可能。而中國在1950年代初仍然對西歐學者持友好態度,尤其在1956年曾有對外學術交往的黃金時代,使得中國學者得以參加1955年萊頓、1956年巴黎兩屆年會。

                                                                   

                                                                  1956年巴黎年會甚至以中國國內討論最爲熱烈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作爲會議主題,這種興趣既體現了歐美學界思想左傾 ,學術上重視經濟、社會史的趨勢 ,也反映了中國史學界的選題、思路與方法 ,曾經對國際中國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並引起了持續的討論。國際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涉及蘇聯、中國、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學者 ,可以稱之爲一次國際中國社會史大論戰,從學者參與規模、討論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來說,都遠遠超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分期大論戰也可以看作是冷戰時期國際學術交流的一個奇蹟,這也是學術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後纔會出現的現象  。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是冷戰後中蘇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壟斷地位造成的結果 ,也有當時歐美、日本地區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引發史學界進行中國經濟史、社會史澳门皇冠的國際背景 ,可以說,這次大論戰是受到全球化時代政治、思想、學術因素之合力推動而出現的產物 。也正是因爲這樣的論戰,使得中國史學澳门皇冠出現了一個全球學術共同體的曙光。這道曙光儘管曇花一現,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後冷戰時代國際學術合作的先聲。

                                                                   

                                                                  總而言之,中國學者曾經通過萊頓和巴黎中國學會議參與過中國學全球社區的建設,國際中國學理論與方法的探討。同時萊頓和巴黎會議也讓中國學者在海外廣爲人知,特別是翦伯贊成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國際形象代言人 ;而夏鼐在海外學界也贏得了很大的聲譽 ,他的論著也得以在海外發表,引起歐洲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週一良也結識了白樂日、許理和、謝和耐等歐洲中國中古史知名學者 ,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張芝聯也受益於1956年的巴黎會議之行,這對他後來成爲當代中國法國史的奠基人之一有着深遠的影響 。1955-1956年中外史學之間的交流作爲全球史學史上的大事 ,值得銘記 。

                                                                   

                                                                  註釋:

                                                                   

                                                                  《中外科學家接觸頻繁  ,今年有二十七國同我國進行學術性往來》 ,《人民日報》19561230日。

                                                                   

                                                                  有關1955年萊頓會議  ,見週一良:《我國歷史學家參加在荷蘭萊登舉行的青年漢學家年會》 ,《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2期。有關1956年巴黎會議 ,見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12期 ;翦伯贊:《記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人民日報》19561031日;張芝聯:《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在巴黎:記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 ,《光明日報》19561030日;《二十一國漢學家在巴黎開會討論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光明日報》195698日;張芝聯:《介紹第九屆國際青年漢學家年會上的論文》  ,《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  ;週一良:《記巴黎的青年漢學家年會》,《文匯報》19561012日 ,收入《郊叟曝言:週一良自選集》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1年,第166-172頁。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中對翦老參加萊頓和巴黎會議也有詳細的記錄(296-301) 。另可參見拙文《冷戰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觸:1955年萊頓漢學會議試探》 ,《文史哲》2015年第1期。

                                                                   

                                                                  謝諾發表若干文章 ,吸收了翦伯贊、週一良、張芝聯等人對中國國內近現代史澳门皇冠提供的信息,對此作了介紹  ,見Jean Chesneaux,“L’histoire de la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ecles,”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10e annee,no.1(1955),95-98;“La Chine contemporaine:Etat des travaux,”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8e annee,no.2(1958),384-411.

                                                                   

                                                                  ④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 ,中譯本[]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陸惠勤、陳祖懷、陳維益、宋瑜譯 ,章克生校,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新譯本《費正清中國回憶錄》  ,閆亞婷、熊文霞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傅吾康回憶錄Wolfgang Franke,Im Banne Chinas.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Bochum:Projektverlag,1995); Im Banne Chinas.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Bochum:Projektverlag,1999) ,《爲中國着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歐陽甦譯,李雪濤、蘇偉妮校 ,[]傅復生審定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 。牟復禮回憶錄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另見週一良:《畢竟是書生》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張芝聯:《我的學術道路》 ,北京:三聯書店 ,2007年;夏鼐:《夏鼐日記》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⑤Akira Iriye,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15.入江昭還以1972年赫爾辛基舉行的UN支持的自然環境會議爲例 ,說明澳门皇冠國際會議的重要性,認爲這一會議乃是冷戰時期地緣政治的一個小腳註。

                                                                   

                                                                  當代學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澳门皇冠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國學者發表了大量論著討論 ,而在西文學界也出現了不少論著,如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On Shi and Lun:Toward a Typolog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C,”History and Theory vol.35,no.4,Theme Issue 35: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December,1996),74-95; 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The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 Concepts”(Summer,1996),227-267; Q.Edward Wang,“Encountering the World:China and Its Other(s)in Historical Narratives,1949-89,”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4,no.3(September,2003),327-358; Huaiyin Li,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chapter 3: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50s.

                                                                   

                                                                  ⑦Vladimir Fedorenko,Central Asia: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Washington,DC:The Rethink Institute,2012).

                                                                   

                                                                  ⑧Gi-Wook Shin,Daniel C.Sneider ed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Divided Memories(London:Routledge,2011),44-45 ;引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談朝鮮戰爭。

                                                                   

                                                                  週一良:《我國歷史學家參加在荷蘭萊登舉行的青年漢學家年會》,《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2期  。有關翦先生和周先生參加這次會議的詳細情況,參見拙文《冷戰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觸:1955年萊頓漢學會議試探》 ,《文史哲》2015年第1期。

                                                                   

                                                                  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12期  ;週一良:《記巴黎的青年漢學家年會》 ,原載《文匯報》19561012日  ,收入《郊叟曝言:週一良自選集》 ,第166-172頁  。

                                                                   

                                                                  (11)《第12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歷史澳门皇冠1960年第4期 。作者署名夏楊 ,根據蘇聯《東方學問題》1959年第6期摘譯。

                                                                   

                                                                  (12)方豪:《出席第十一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報告》,載《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 ,臺北:學生書局  ,1969年,第2624頁。

                                                                   

                                                                  (13)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Roma: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53,26-28.她提交了論文中國京劇的幾個特點及其表演技巧示例 ,用中文發表。這次會議主要實際組織者包括意大利中東遠東學院的Luciano Petech,Mario Bussagli,Lionello Lanciotti(郎喬蒂)等三人,但會議得到了院長圖齊和副院長Alberto 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圖齊是一位親共學者,而Giuganino1957年曾與郎喬蒂一起訪問中國大陸。

                                                                   

                                                                  (14)饒宗頤:《我所認識的漢學家》 ,《光明日報》200046日 。

                                                                   

                                                                  (15)“Introductory Note,”Notes on a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Cambridge,London,and Oxford,January 6th-12th,1948。這份會議程序冊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 and confidential)字樣 ,最初似乎僅流通於與會者內部 。

                                                                   

                                                                  (16)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報告》中也說:一九四八年 ,一些在當時自認爲青年的歐洲漢學家 ,爲交換意見 ,集思廣益起見,發起了這個一年一度的國際性的所謂青年漢學家會議。主要的發起人是荷蘭的龍彼得先生(Piet van der Loon) ,其餘發起人分隸於英、法、德、荷、義五國。”(《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 ,第2623-2625)此處他主要以國家列出最初的發起人,但實際上第一屆會議參與者有來自瑞典斯德歌爾摩的學者而無意大利學者。

                                                                   

                                                                  (17)[]傅吾康:《爲中國着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下部第七章學術會議與大會 ,第284-288頁 。作者在該回憶錄中簡要回顧了他參加的歷次會議的情況。

                                                                   

                                                                  (18)有關他的事蹟,參見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與劍橋漢學》,《國際漢學澳门皇冠通訊》第3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261-310頁。

                                                                   

                                                                  (19)這些報告包括W.Den Boer,“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upremacy of the Philological Method in Classical Studies,”J.G.Locher,“On the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Field of History,”J.de Zwaan,“On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 held at Leiden(April 8-14,1949),2-7.

                                                                   

                                                                  (20)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London,1950),16.

                                                                   

                                                                  (21)傅樂煥在John Pratt爵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捺鉢與斡爾魯朵》(Natpat and Ordo:A Study of the Way of Life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Khitan Emperors and Their People)。

                                                                   

                                                                  (22)何志華:《研思精微、學術典範:劉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國文化澳门皇冠所學報》第51(2010) ,第8頁 。

                                                                   

                                                                  (23)《夏鼐日記》卷五記,1956912日週三,下午中國學生駱惠敏、左景權、王銓(應是王鈴)、吳其昱、劉殿爵五人來談話”(257)。

                                                                   

                                                                  (24)V.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Wahn/Kln,8-14 September,1952.

                                                                   

                                                                  (25)畢漢思實際是瑞典學者高本漢的弟子,1952年纔去堪培拉任教,1961年回美 。

                                                                   

                                                                  (26)V.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Wahn/Kln,8-14.September,1952.會議主要組織者是W.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吾康說,這次會議第一次有了來自亞洲的代表,即日本東京的山本達郎。儘管山本在中國學界以澳门皇冠敦煌文獻知名,但他在這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是討論1922-1927年的中國反基督教運動。其實這次會議上還有來自雅加達的代表曾祖森。

                                                                   

                                                                  (27)“The V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East and West vol.4,no.3(1953),181.

                                                                   

                                                                  (28)VI Conferenza Sinologi Juniores,7-12 settembre,1953,26-32.

                                                                   

                                                                  (29)這次會議是緊接着劍橋舉行的第23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之後召開的,所以很多與會者接着就來參加杜倫大學中國學會議  。見Raymond Dawson,“Preface,”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iii.此次會議由斯伯丁基金會(Spalding Trust)、倫敦中國協會、牛津大學東方學董事會贊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團參加杜倫會議,但東德沒有學者參加  。

                                                                   

                                                                  (30)慕丹、李俊升編譯:《俄羅斯著名中國學家齊赫文斯基訪談錄》,《國外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齊赫文斯基回憶說這次會上認識了拉鐵摩爾和費正清 。實際拉鐵摩爾和費正清未參加這次會議 ,齊氏是在1955年萊頓會議上認識這兩位美國學者的。

                                                                   

                                                                  (31)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28-Sept.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

                                                                   

                                                                  (32)週一良1985年重訪日本  ,回國後寫了《扶桑四周》一文,寫到自己曾在萊頓會議上首次見到山本達郎;見《週一良集》第四卷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403頁。

                                                                   

                                                                  (33)[]傅吾康:《爲中國着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第286頁 。

                                                                   

                                                                  (34)《第12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歷史澳门皇冠1960年第4期,見第85頁注。

                                                                   

                                                                  (35)傅吾康:《爲中國着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 ,第284-288頁。

                                                                   

                                                                  (36)現在歐洲漢學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有每兩年一度輪流在歐洲各國舉行的雙年會,參加的學者主要以歐洲爲主 ,但也有來自美洲、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學者,規模上可以稱作世界中國學大會,第21屆大會將於20168月在俄國聖彼得堡舉行  。而中國人民大學也在近年組織了若干次世界漢學大會 ,參會者雖然主要以海外中國學者爲主 ,但並不側重某一個地區,比歐洲漢學協會要更少歐洲中心主義色彩。而美國的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也每年舉行年會,參加的學者以美國爲主 ,也有大量其他地區學者參加 ,但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中 ,漢學相關主題只佔一部分。

                                                                   

                                                                  (37)張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華學校送往美國的留學生,他們離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後,到美國長島大學投奔早年在清華做交換教授時教過他們的老師沃爾科特(Gregory H.Walcott)。見拙撰《沃爾科特與清華》 ,待刊 。

                                                                   

                                                                  (38)有關歐洲知識界與冷戰的澳门皇冠,見Nancy Jachec,Europe’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ulture,Post-Wa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 & Co.,2015); Benjamin Tromly,Making 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Universities and Intellectual Life under Stalin and Khrushche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Lucia Bonfreschi and Marzia Maccaferri,Between Empire and Europe: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during the Cold War(London:Routledge,2015); Hilton Kramer,The Twi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Chicago:Ivan R.Dee Publisher,1999).

                                                                   

                                                                  (39)Albert Fried,McCarthyism,The Great American Red Scare:A Documentary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Richard M.Fried,Nightmare in Red: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Mary Sperling McAuliff,Crisis on the Left:Cold War Politics and American Liberals,1947-1954(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8); Robert M.Lichtman,The Supreme Court and McCarthy-Era Repression:One Hundred Decisions(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2).

                                                                   

                                                                  (40)Frances Stonor Sua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London and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9); Hugh Wilford,The CIA,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Calling the Tune(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

                                                                   

                                                                  (41)夏鼐:《夏鼐日記》卷五,1956831日星期五,第251頁 。

                                                                   

                                                                  (42)蒲立本1951年由西門華德指導,在倫敦亞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 ,1953年即被劍橋聘爲漢學講座教授,1955年出版了《安祿山叛亂之背景》一書 。所以1950年代後半期青年漢學家會議召開時,他雖然年紀不大 ,但已是劍橋漢學教授的身份 。

                                                                   

                                                                  (43)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歷史澳门皇冠1956年第12期。

                                                                   

                                                                  (44)Roderick MacFarquhar,“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The China Quarterly no.4(1960),114-118.

                                                                   

                                                                  (45)據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第24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祕書長是德國學者傅海波 。傅氏參加了1956年巴黎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當場邀請了與會中國學者翦伯贊、週一良、夏鼐、張芝聯參加1957828日至94日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家會議 ,送給每人一張請柬。可惜代表團最後未能成行,也未參加這一年9月在馬堡舉行的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

                                                                   

                                                                  (46)有關這次會議的詳細澳门皇冠 ,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宣傳的澳门皇冠,參見Michael Kemper,“Propaganda for the East,Scholarship for the West:Soviet Strategies at the 1960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Moscow,”in Michael Kemper and Artemy M.Kalinovsky eds.,Reassessing Orientalism Interlocking Orientologies during the Cold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170-210.

                                                                   

                                                                  (47)這個蘇聯亞洲人民澳门皇冠院是以前的蘇聯科學院東方澳门皇冠所和中國學澳门皇冠所合併組成的 。蘇聯科學院以前設立了東方學澳门皇冠所,1956年其中的中國歷史經濟組獨立出來組成蘇聯科學院中國學澳门皇冠所 ,出版《蘇聯中國學》期刊  ,但1960年隨着中蘇關係的變化而該所撤銷,相關人員併入蘇聯科學院亞洲人民澳门皇冠院 。有關蘇聯科學院中國學澳门皇冠所的介紹,參見羅元諍:《蘇聯科學院中國學澳门皇冠所的澳门皇冠工作》 ,《哲學社會科學動態》(1958),第24-26頁;綜合澳门皇冠J.Stuart Kirby,Russian Studies of China: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London:MacMillan,1975).

                                                                   

                                                                  (48)“Activities of the IsMEO,”East and West vol.17,no.1(April 1956),114.

                                                                   

                                                                  (49)夏鼐當時並不是黨員 ,他19593月才入黨。但因爲業務能力突出 ,也積極學習俄文和歷史唯物主義 ,組織上信得過他,也請他出席巴黎會議。《夏鼐日記》卷五經常有夏鼐記錄自己學習俄文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活動 。

                                                                   

                                                                  (50)張芝聯:《我與法蘭西》,《世界歷史》1996年第4期。

                                                                   

                                                                  (51)《哲學社會科學動態》刊登了署名小氾譯自《現代東方》1957年第5期的報道文章《第10屆青年漢學家會議》 ,指出195795-12日在西德馬爾堡城舉行了第10屆青年漢學家會議 ,有來自16(地區)160多人蔘加 ,蘇聯代表團4人 。這次會議主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和革新。捷克斯洛伐克學者普魯謝克《論傳統在中國文學中的作用》、蘇聯學者尼基甫洛夫《談談漢民族的形成問題》、法國學者胡塞涅《漢字的拉丁化問題》等文章引起熱烈討論。香港學者羅湘林的文章《香港在爭取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一文莫名其妙 ,對香港的殖民地性質隻字未提。一部分漢學家則避口不談中國歷史、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重大問題  。見《哲學社會科學動態》1958年第3期 。由於是摘譯自蘇聯報道的文章,羅香林的名字誤爲羅湘林  。

                                                                   

                                                                  (52)據方豪《出席第十一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報告》,他1958717日晚抵達羅馬 ,聽在意大利中東遠東學院任教的楊鳳岐說大陸方面原定派三人蔘加,其中一人爲週一良 ,但725日之後,又聽說大陸學者不出席會議。此文原刊《中國一週》1958年第437期 ,後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 ,第2623-2632頁 。

                                                                   

                                                                  (53)《第十二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歷史澳门皇冠1960年第4期。

                                                                   

                                                                  (54)張芝聯:《介紹第九屆國際青年漢學家年會上的論文》,《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2005年張芝聯在從漢學到中國學的轉變趨勢研討會上回顧了1956年參加巴黎漢學會議的情況,指出當時漢學澳门皇冠充斥着意識形態之爭 ,五十年後不再可能重現當年那樣的情形。見吳原元:《從漢學到中國學的轉變趨勢研討會綜述》,《漢學澳门皇冠》第10(2007) ,第381頁;王晴佳:《張芝聯先生與中外史學交流》 ,《史學理論澳门皇冠2008年第4期。

                                                                   

                                                                  (55)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第87頁 。

                                                                   

                                                                  (56)Lionello Lanciotti,“IX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East and West vol.7,no.3(October 1956),262.翦伯贊說是巴黎大學教授德密微和巴黎大學漢學澳门皇冠所主任戴樂都分別致辭 。郎喬蒂列出的香港代表主要包括香港大學講師羅香林、饒宗頤 。翦伯贊報告裏說羅香林和饒宗頤趕來開會,因劍橋大學王鈴去參加國際科技史會議,巴黎會議組織者便把羅香林的論文中國社會的演進和中國歷史分期的關係取代王鈴的位置。羅用漢語發表,馬來亞大學講師賀光中口譯爲英文 。翦伯贊提到賀光中“唐宋民間音樂澳门皇冠的新途徑”、羅香林“蒲壽庚考”、饒宗頤“殷代卜辭中的雜佔”三篇論文送交太晚,沒有列入發表議程 ,用油印本分發 。翦伯贊還暗示這三人“似系臺灣出資遣送來參加會議的” 。見《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第89頁。臺灣未派代表參加,所以臺灣地區漢學澳门皇冠近況由賀光中介紹  。據翦伯贊說,賀光中口口聲聲說中國如何。我們因爲臺灣原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並未起來攔阻他。當時週一良介紹大陸的澳门皇冠,賀光中介紹了香港的漢學澳门皇冠  ,饒宗頤介紹香港的甲骨文澳门皇冠。

                                                                   

                                                                  (57)葉理夫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之子  ,畢業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 ,後師從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1941-1982年在巴黎Cernuschi博物館任職 ,一開始主要協助格魯塞工作,後來接替格魯塞擔任館長 ;抗戰期間曾在法國駐重慶公使館任職 ,1945-1946年任戴高樂政府駐華首席代表 ;晚年任集美博物館館長。其學術生平見Bobot Marie-Thérèse,“In Memoriam:Vadime Elisseeff(1918-2002),”Arts asiatiques tome 57(2002),229-231.

                                                                   

                                                                  (58)週一良:《郊叟曝言週一良自選集》 ,第166-172頁 。

                                                                   

                                                                  (59)夏鼐:《夏鼐日記》卷五 ,1956829日星期三至1956918日星期二 ,第250-260頁。

                                                                   

                                                                  (60)夏鼐:《夏鼐日記》卷五,1956723日星期一、731日星期二,第240242頁。

                                                                   

                                                                  (61)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Heffer,1959)。鄭德坤在銘謝中感謝了夏鼐、楊聯陞、週一良、張光直等人 ,他應該是在巴黎期間與夏鼐和週一良談過他的書稿 ;Ralph C.CroizierChina’s Cultural Legacy and Communis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0)英譯了中國學者的文章 ,其中一篇是鄭德坤的《共產中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見鄧聰:《悼念鄭德坤先生》 ,《鄭德坤古史論集選》,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年 ,第760頁。鄭先生在1959-1963年之間出版了《中國考古大系》三卷 ,其中第一卷《史前中國》1959年出版,其前言中向夏鼐先生表示感謝 。19831220日鄭先生邀請夏鼐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夏先生回憶了兩人1956年在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上的會面,當時鄭先生將《史前中國》的稿子交給夏鼐指正 。

                                                                   

                                                                  (62)翦伯贊這篇論文主要以《紅樓夢》爲材料來分析18世紀的社會經濟  ;這實際上是受到當時國內1954年興起的以《紅樓夢》評論爲背景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影響。關於這場討論的評述,見王學典:《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收入氏著《良史的命運》,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267-268頁  。

                                                                   

                                                                  (63)翦伯贊:《在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 ,1957527日發言 ,刊於《拼音》1957年第7期 ,收入翦伯贊:《歷史問題論叢續編》,《翦伯贊全集》卷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年,第444-446頁 。

                                                                   

                                                                  (64)夏鼐:《夏鼐日記》卷五 ,195692日星期日,第252頁。

                                                                   

                                                                  (65)夏鼐:《夏鼐日記》卷五 ,1956912日星期三 ,第257頁。原文王鈴作王銓,有誤。

                                                                   

                                                                  (66)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第89頁 。

                                                                   

                                                                  (67)週一良:《郊叟曝言:週一良自選集》 ,第166頁 。

                                                                   

                                                                  (68)週一良:《郊叟曝言:週一良自選集》,第167-168頁 。

                                                                   

                                                                  (69)張傳璽:《翦伯贊傳》,第276-277頁 。

                                                                   

                                                                  (70)實際上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地區出現一系列澳门皇冠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論著,不僅萊頓會議上有德國學者專門討論范文瀾的史學 ,美國有專門澳门皇冠翦伯贊史學思想的碩士論文,一些知名學者也相繼發表文章討論,見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3,“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47-60,“The Plac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y Their Studies of the Past”; 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6,no.2(1961),347-353.

                                                                   

                                                                  (71)郭沫若:《開展歷史澳门皇冠,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爲〈歷史澳门皇冠〉發刊而作》 ,《歷史澳门皇冠1954年第1期 。

                                                                   

                                                                  (72)其實蘇聯剛剛成立時 ,在史學界也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爭,相關討論見George M.Enteen,“Marxists versus Non-Marxists:Soviet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20s,”Slavic Review vol.35,no.1(March 1976),91-110; Eduard Thaden,“Marxist Historicism and the Crises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Neue Folge,Bd.51,H.1(2003),16-34.

                                                                   

                                                                  (73)王學典:《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 ,《良史的命運》,第265-279頁。王先生此文回顧了五朵金花大討論的來龍去脈 ,指出了這些討論所受到的意識形態影響 ,主要來自兩方面 ,一是權力中樞對史學的興趣,二是領袖人物對某些觀點的好惡造成的影響 。但他也特別指出了馬列史學中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不過是披着紅色外衣的東方主義  ,而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仍然是一種歐洲中心論思維模式。

                                                                   

                                                                  (74)有關蘇聯史學討論歷史分期問題的評述,見Rudolf Schlesinger,“Recent Discussions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History,”Soviet Studies vol.4,no.2(October 1952),152-169;有關農民戰爭問題的評述 ,參見Leo Yaresh,“The Peasant Wars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6,no.3(October 1957),241-259 。

                                                                   

                                                                  (75)Wayne S.Vucinich,“Postwar Yugoslav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23,no.1(March 1951),41-57; Marin Pundeff,“Bulgarian Historiography,1942-1958,”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3(April 1961),682-693.這些都是歐美重要學術刊物,體現了當時歐美學者對社會主義陣營史學主要趨勢的關注 。

                                                                   

                                                                  (76)張傳璽:《翦伯贊傳》,第286-287頁。

                                                                   

                                                                  (77)Meribeth E.Cameron,“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5,no.2(June 1946),171-177.

                                                                   

                                                                  (78)但是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統理論批評資本主義帶有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歧視,並非真正具有普遍性。見Immanuel Wallerstein,“The Ideological Tensions of Capitalism:Universalism versus Racism and Sexism,”in Race,Nation,Class:Ambiguous Identities,b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translation of Etienne Balibar by Chris Turner(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1),29-36; John F.Sitton,Recent Marxian Theory:Class Form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226-229.其他對資本主義普遍主義作爲歐洲中心主義的代表性反思和批判,見Samir Amin,Eurocentrism:Modernity,Religion,and Democracy.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translated by 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79)作爲一位中國經濟社會史學者,白樂日當時其實對中共土地改革運動饒有興趣,並感到中共農村改革是吸引大量追隨者戰勝腐敗、無能、官僚主義的國民黨政府的因素之一 ,見Etienne Balazs,“Tradition et revolution en Chine,”Politique etrangere no.3(1954),291-308.

                                                                   

                                                                  (80)方豪在報告1958年意大利舉行的第十一次西歐青年中國學家會議時說,蘇俄學者帶來16冊新書在大會上展出 ,但只有一天就收起來了 。而蘇俄代表也祕密贈送了一些代表蘇聯人造衛星紀念章(《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第2632) 。蘇聯用航天技術的成就來展示其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和進步性,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是冷戰時代意識形態構建的重要方面。美國也在原子彈試驗成功之後打造科學英雄的光輝形象 ,相關澳门皇冠David Hecht,“The Atomic Hero:Robert Oppenheimer and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Icons in the early Cold War,”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49(October 2008),943-966; Storytelling and Science:Rewriting Oppenheimer in the Nuclear Age(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5).

                                                                   

                                                                  (81)Donald Clark Hodges,“The Dual Character of Marxian Social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29,no.4(October 1962),333-349.該文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82) Frenkiel,“Reform in China:Sluggish or Dynamic? An Interview with Lucien Bianco,”Books and Ideas 11(October 2013),http://www.booksandideas.net/Reform-in-China-Sluggish-or.htm.

                                                                   

                                                                  (83)Jean Chesneaux,“Les Travaux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en Chine populaire,”Revue Historique vol.215,no.2(1956),274-282.文章主要介紹了中國科學院第三所即澳门皇冠所的工作情況,比如范文瀾、翦伯贊、聶崇歧的澳门皇冠,以及中國學者編輯《中國澳门皇冠料叢刊》的情況。

                                                                   

                                                                  (84)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 eds.,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Routledge,2015.

                                                                   

                                                                  (85)Mark Mazower,“Changing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stwar Europe,East and West,”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58,Wartime Economie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Labor(Fall 2000),275-282;以及戴維斯的回顧 ,Natalie Zemon Davis,“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History and Theory vol.50,no.2(2011),188-202.其實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的左轉並不限於歐美 ,日本史學界在二戰後也經歷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繁榮局面,見Curtis Anderson Gayle,Marxist History and Postwar Japanese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86)Dennis L.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87)對於白樂日經濟史澳门皇冠的學術史提示 ,見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80-84頁 。

                                                                   

                                                                  (88)20世紀50年代是歐美學者澳门皇冠中國中古經濟史和社會史的黃金時代,一大批重要論著均在這一時期出現 ,蒲立本出版《安祿山叛亂的背景》,賴世和出版了《圓仁入唐求法行記》英譯本 ,白樂日出版了《隋書·食貨志》法文譯註和澳门皇冠;當時許理和是青年博士生,正在撰寫《佛教征服中國》 ;謝和耐也是博士生,正在寫《五至十世紀中國寺院經濟》;杜希德也致力於唐代財政史澳门皇冠 ;翟林奈則陸續整理髮表了一些敦煌社會經濟文書。

                                                                   

                                                                  (89)《夏鼐日記》卷五第254頁  ,提到由巴黎大學Brandel教授作報告,日記整理人後面注爲布朗代爾,有誤,應是Braudel ,即布羅代爾 。他是白樂日的支持者 ,白樂日則是這次巴黎會議組織者,故白樂日將布羅代爾請來參加這次會議並作報告。有關布羅代爾與白樂日的關係 ,參見Maurice Aymard,“étienne Balazs et Fernand Braudel,”Actualitéd’étienne Balazs(1905-1963).Témoignages et réflexions pour un centenaire,Textes réunis par Pierre-étienne Will et Isabelle Ang(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hinoises.Volume XXXV); 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hinoises,2010),37-65.

                                                                   

                                                                  (90)1956914日星期五 ,夏鼐等人去參加社會黨歷史學家Lahrousse(拉魯斯)教授家舉行的酒會。夏鼐先進去,少頃翦老等亦來。見夏鼐:《夏鼐日記》卷五,第258頁 。

                                                                   

                                                                  (91)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第92頁 。

                                                                   

                                                                  (92)另據翦伯贊報告  ,他在論文中肆意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史學家 ,說某些代表受其本國社會制度關係的約束而不得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否則回國後將遇困難 。這一說法引起東德學者賴切奈夫斯基(萊比錫大學)的回擊。

                                                                   

                                                                  (93)何四維專業爲中國秦漢史,但也留意郭沫若、翦伯贊等人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 ,見A.F.P.Hulsewé,“Chinese Communist Treatment of the Origin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1965),78-105.

                                                                   

                                                                  (94)這篇文章在11年之後經修改才發表,見Benjamin Schwartz,“Some Sterotypes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Philosophical Forum vol.1,no.2(1968),219-230 ;收入作者論文集China and Other Matt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8-29.

                                                                   

                                                                  (95)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 ,第89頁 。

                                                                   

                                                                  (96)張芝聯《介紹第九屆國際青年漢學家年會上的論文》(《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介紹他的主張和一般中國史學家的分期法沒有很大出入,只是他將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提前到1917年。這話說得比較客氣 ,沒有批評郭瓦烈夫用蘇聯十月革命來套中國現代史的開端。

                                                                   

                                                                  (97)翦伯贊:《第九次青年漢學家會議紀要》,第90頁 。

                                                                   

                                                                  (98)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初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1956) ,收入其文集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 Britain; Burlington,Vt.:Ashgate,2001),1-20.

                                                                   

                                                                  (99)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大論戰的澳门皇冠 ,見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100)Hsia Nai,“Our Neolithic Ancestors,”East and West vol.17,no.2(July 1956),162-167.

                                                                   

                                                                  (101)Lionello Lanciotti,“Xia Nai:1910-1985,”East and West vol.35,no.1/3(September 1985),282-283.夏鼐生前曾在意大利發表文章介紹中國考古新發現 ,見Hsia Nai,“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Cina Supplemento no.2,XXVIth Conference of Chinese Studies Proceedings,“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a:Problems and Methods”(1979),7-13.夏鼐1955年創辦了《考古通訊》  ,任主編。19569月巴黎青年漢學家會議上夏鼐準備了打印本《中國考古新發現圖片目錄》供與會學者參考 。

                                                                   

                                                                  (102)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聯書店  ,2005年,第16頁。

                                                                   

                                                                  (103)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第17頁。

                                                                   

                                                                  (104)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第22-35頁。

                                                                   

                                                                  (105)Hellmut Wilhelm,“The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The China Quarterly no.23(1965),122-139.

                                                                   

                                                                  (106)翦伯贊也感到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比較友好,英共秦瑞、法共謝諾、荷共學者以及一些進步學者對中國代表友好;見張傳璽:《翦伯贊傳》 ,第283頁 。

                                                                   

                                                                  (107)《第十二屆青年中國學家國際會議》,《歷史澳门皇冠1960年第4期 。原文根據蘇聯《東方學問題》1959年第4期摘譯 ,但內容實際有所改寫。

                                                                   

                                                                  (108)20世紀50年代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有一些異常情況,在西歐引發反響 。張芝聯曾回憶到 ,他1956年參加巴黎會議時結識了一大批中青年漢學家  ,也接觸了若干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如澳门皇冠巴黎公社史的布呂阿、澳门皇冠中國澳门皇冠的謝諾等,這些學者頂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魯曉夫祕密報告後的退黨逆流 ,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澳门皇冠 。見《我與法蘭西》 ,《世界歷史》1996年第4期。

                                                                   

                                                                  (109)方豪:《出席第十一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報告》 ,《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第2624頁 。

                                                                   

                                                                  (110)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  ,第7頁 。

                                                                   

                                                                  (111)白樂日在杜倫大學召開的第7屆青年中國學家會議上介紹了宋史提要計劃 ,“Project Provisoire d’un Manuel de l’Historiodes Song,”VII Conference of Junior Sinologues(August 28-September 2,1954),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Durham,12-15.

                                                                   

                                                                  (112)布羅代爾是法國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策劃下 ,從德國流亡到法國的匈牙利裔中國白樂日和美國知名印度史專家桑納被聘到巴黎參與他的東西方經濟社會史計劃。見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第74-75頁。

                                                                   

                                                                  (113)白樂日在1957年撰文簡要介紹了這一計劃 ,見Etienne Balazs,“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a la fin du XIe siecle,”in 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 12e annee,N.4(1957),587-593.這個名單確實將大陸和臺灣學者排除在外了,難免引起方豪的反彈。

                                                                   

                                                                  (11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 ,第2623-2632頁 。

                                                                   

                                                                  (115)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第2629-2631頁  。

                                                                   

                                                                  (116)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  ,第2630頁 。

                                                                   

                                                                  (117)夏鼐在日記裏提到了他接見意大利代表團的情況,1957329日星期五 ,下午對外文協來電話  ,謂意大利代表團已於今日抵京,約晚間進餐時商談參觀日程。傍晚赴新僑飯店與周南同志等招待意大利代表團 ,團長阿·吉烏幹尼諾(Giuganino),團員有蘭喬蒂(Lanciotti)、貝內狄克特(Benedikter)、英彼雷阿利(Imperilli)  ,談至9時許始散”(《夏鼐日記》卷五,第299)。後來又記42日晚去國際俱樂部參加對外文協招待意大利代表團的晚宴 ;43日星期三上午 ,意大利代表團來參觀考古所。

                                                                   

                                                                  (118)Giuseppe Tucci,“à propos of the last Junior Sinologues Conference,”East and West vol.9,no.4(December 195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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